大家都知道，李敏是毛主席和贺子珍唯一幸存的孩子，在她未满周岁时就因母亲的固执导致父母分离，之后更是与母亲孤独的生活在异国他乡长达七年之久。

但幸运的是，在李敏少年时期时，她和母亲在母亲友人的协助，及父亲的应允下得以回国，并在回国不久后回到父亲身边生活，从此成为了父母之间沟通的纽带。

在毛主席晚年时，他曾经让李敏给贺子珍带过九包半香烟，当李敏看到这份特殊的礼物时，瞬间就明白了爸爸的心意……

贺子珍算得上是在毛主席的几任妻子中真正与主席共患难的夫妻。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生于江西永新，她家境殷实，父母开明，这得以让她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从传统文化到新文化的教育，让她逐渐成长为一名有文化、有思想的革命人。

贺子珍在17岁时和哥哥一起参加了农民武装暴动，之后又一起上了井冈山，也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因秋收起义失利上了井冈山的毛主席。

由于当时在井冈山贺子珍是唯一一位红军女干部，照顾受伤的毛主席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她的身上。

最初时，贺子珍对毛主席并没有产生特殊的感情，有的只是对这位睿智的革命者的欣赏和崇敬之情。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毛主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愫，再加上毛主席在得知妻子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因悲伤而病倒的情景，让她更加敬重并爱慕这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于是，在1928年6月的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这对革命伴侣走到了一起，一起奔向了他们共同向往的革命道路，这一年，贺子珍19岁，毛主席35岁。

可以说，贺子珍和毛主席走到一起时，正是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此时的红军不仅面临着来自国民党的严重威胁，还有着来自红军内部的一些危险和压力。

婚后的贺子珍除了忙碌自己的工作外，她把其余的精力和时间，全部都投入到了对毛主席照顾上，她不但把毛主席的生活照顾的面面俱到，同时还是毛主席工作上的好帮手。

1934年，在红军因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被迫走上无比艰险的长征之路时，身怀有孕的贺子珍仍然坚持陪着主席走上这条充满了未知艰险的路。

在历时一年的长征途中，贺子珍经历了生育、被迫弃子、因抢救战友而身负重伤等等苦难，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而这期间，毛主席虽然不能时刻陪在贺子珍身边，但他对妻子的关心却从来没有减少过，他还曾经因为她的负伤而伤心流泪.....

也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坚持，重伤的妻子才得以能跟着部队走完长征，他们的感情也得以进一步加深，成为了真正共患难的夫妻。

然而，当长征胜利结束，红军到达陕北安顿后，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却慢慢出现了裂痕。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在红军中的领导权，他的职务及权力在红军到达陕北后更是得到了巩固，一时间是意气风发，工作繁忙。

而贺子珍却由于在长征途中的生育、负伤等，导致身体受损，无法承担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按照当时部队的惯例，她作为领导人的妻子，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照顾丈夫的工作和生活。

再加上，在当时的革命圣地有很多有知识有能力的女青年，还有来此地参观的外国女记者，她们是那么有活力，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着。

而革命圣地也因为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而到处充满了活力，机关经常会在周末举行舞会，那些文艺女青年就成了舞会的主角，活泼热情的她们大方的和首长们一起跳舞，而之前看上去只会打仗的部队首长们竟然也很配合的应邀走向舞池，当然毛主席偶尔也会参加。

这一切让生性要强而独立的贺子珍觉得很不习惯，她从17岁入党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个坚强的革命者，她不想依附在丈夫身边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她想去独立承担革命工作，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她也很不喜欢舞会中出现的场面，她认为那不是革命者应该做的。

她曾经为此和丈夫闹过别扭，但也仅仅是闹闹而已，过后她仍然是丈夫的生活秘书，仍然尽心尽力的为丈夫的工作和生活操劳着，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慢慢积攒着点点滴滴的不满，更多的是积攒了越来越多的不自信。

终于，贺子珍积攒的不满在丈夫与外国女记者及女翻译的接触中爆发了，她不可抑制的和女翻译发生了口角，进而导致发生了肢体冲突。

但让贺子珍最愤怒的是丈夫对此事的处理，丈夫竟然丝毫没有向着她，反而是当众斥责她政治不进步，思想落后。

这些让本就很不自信的她固执的认为，自己必须要出去工作、学习，否则就更加无法跟上时代，最重要的是无法跟上丈夫的脚步了。

于是，贺子珍决定离开不满周岁的女儿，离开丈夫，到苏联去，一是治疗身体上遗留下来的伤疾，更重要的是去努力深造，让自己更加充实，跟得上时代，以便回国后能更好的追随上丈夫革命的脚步。

这一想法根深蒂固的扎根在贺子珍的脑海中，以至于她在去苏联途中几次拒绝了丈夫对她的挽留，这时候的她还不知道这将为她的以后埋下多深的祸根，她将为她的固执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贺子珍历尽千辛到达苏联后，她先是进入医院治疗旧伤，伤好后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在学习之余，她经常会想起和丈夫之间的点点滴滴，对丈夫和女儿充满了思念之情。

不久后，贺子珍在苏联诞下了她和毛主席的幼子，不幸的是幼子由于患病早夭，这让她悲痛欲绝，可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她陷在失子之痛中时，却接到了丈夫再婚的消息。

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贺子珍，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是魂不守舍的，虽然后来毛主席把李敏送到苏联，以便能慰藉一下贺子珍，但他再婚的消息依然对她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后来，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贺子珍被苏联方面关入了精神病院，从此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年幼的女儿也从此陷入了苦难中。

1947年，饱受苦难的贺子珍终于在友人的帮助下，带着女儿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但是，她却未能回到毛主席身边，甚至连毛主席所在的城市她都未能进入。

贺子珍被安排到东北工作生活，女儿也和她一起在东北定居，期间，她的妹妹曾为她的事情和毛主席见过面，并为她带来了主席想把女儿留在身边生活的消息。

贺子珍虽然舍不得女儿李敏，但她为了女儿的前途，更是为了满足毛主席的心愿，她还是同意把女儿送到了主席的身边，此时的她对主席依然是一往情深。

而到主席身边生活的李敏自此就成了父亲和母亲之间联系的纽带，每逢假期，主席都会让李敏去上海（此时的贺子珍已到上海定居）去看望母亲，每回他都会亲自为贺子珍准备礼物。

同样的，在假期即将结束，李敏准备回到北京时，贺子珍也会亲自为主席准备礼物。

通过毛主席和贺子珍二人相互为对方准备的礼物，李敏能深深的体会到父母都对对方怀有很深的情意，他们心中都有彼此，都对彼此的一切记忆犹新。

尤其是母亲贺子珍，她对由于自己执拗导致的后果一直不能原谅，这也成为了她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这个心结让她甚至是在广播中听到毛主席的声音都能导致引发一场重病。

当毛主席通过女儿李敏得知贺子珍的情况时，他的心也很痛，他甚至又一次为贺子珍流了泪，但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让女儿给贺子珍带药、带信，还带了一方旧的白手帕，他让女儿尽可能的劝慰她安心养病，好好调理身体。

神奇的是，看到白手帕的贺子珍竟然开始乖乖的配合治疗，身体和精神也开始慢慢的有所好转，慢慢的她竟然能稍微做一点工作了。

这个消息让毛主席稍微宽慰了些，李敏也为母亲的变化十分高兴。

在毛主席晚年时，他曾经给贺子珍送了九包半香烟，这香烟是外宾送的，他抽着觉得很不错，在抽了半包后，他让李敏把剩下的九包半香烟带给贺子珍。

当李敏看到香烟时，她瞬间明白了爸爸的心意，爸爸从来没有忘记过母亲，因为母亲和父亲一样喜欢抽烟，而这是母亲与父亲在一起时养成的习惯。

1959年，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毛主席秘密约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1937年离开主席后第一次与主席见面，她很激动，反复的念叨当年都是自己的错。

这次见面后，贺子珍又一次病倒了，也可能是她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人，心中绷紧的那根弦一下子松了吧。

之后，她就向组织申请定居在南昌，也许她认为这样她就能离最后一次和主席见面的地方近一点吧。

1976年9月9日，贺子珍从广播中得知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消息，奇怪的是，这一次，贺子珍竟然没有被悲痛击倒，她只想到北京为主席送行，去送心爱的人最后一程。

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贺子珍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她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纪念毛主席，那就是反复的收看电视上关于主席逝世的新闻，经常是一看就是一天，直到电视上出现雪花—电视台也下班了。

1979年9月，贺子珍终于被同意可以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李敏等陪同的亲人都看得出来，贺子珍是在拼命的抑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她对主席的怀念和悲痛之情却是无法掩饰的。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75岁。这一刻她应该是期待已久了，因为她终于可以和心爱的人在另一世界重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