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1936 年的绥远抗战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那个充满硝烟与抗争的时代。它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生动写照。
绥远，这个曾经有着特殊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意为“安定”，顾名思义，便是塞外安定的象征。当我们在地图上重新标出当时绥远省的行政范围时，一个连接东南西北六省的战略枢纽赫然出现在眼前。绥远的行政区划包括今天内蒙古西南部地区，东临河北察哈尔，西连宁夏，南接山西，北靠外蒙古。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绥远被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和内蒙地区。1932 年 3 月 1 日，日本占领热河。为实现其狂妄的侵略计划，日军大本营又将目光投向了紧邻热河、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绥远。
绥远作为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日军认为控制绥远，向北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的理想前沿地域，向南可以直接进攻河北、山西、陕西，是其侵略华北、威胁西北、夺取中原的理想通道。
为了加快侵略步伐，使内蒙古早日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1935 年 7 月 25 日，日本关东军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日满区域，开始大量在绥远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标志着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中间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名叫李守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出身土匪的李守信，曾是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团长，在东北军期间就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勾结。1933 年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照片中左边中式装扮的人则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俗称德王。德王在年轻的时候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阴谋不谋而合。
这股各怀鬼胎的势力勾结在一起，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德王于 1936 年 5 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7 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当时伪蒙古军的兵力约有万余人，除了伪蒙古军外，日军又扶持了另一支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伪军部队——大汉义军。这支由汉奸王英指挥的 5000 兵力部队，充当日军进犯绥远的向导和前锋。
于是，一个由 15000 人、一个师、四个旅组成的绥远伪军正式形成，他们分别集结于察绥边境各要地，并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时，绥远上空阴云密布，预谋已久的日军似乎对拿下绥远势在必得。
1936 年 6 月的一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正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妄图劝说傅作义搞“自治”，但傅作义当即严词拒绝，对侵略者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会见侵略者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匾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
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作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在日军侵略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跟随抗日。在华北事变以后，在日军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面前，蒋介石执行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日军对华的新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
早在 1936 年 8 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 月 25 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表示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支柱，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及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宸、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
收买的计量失败后，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11 月 5 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 日，傅作义通电指责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 38 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 38 岁，为抗日死而无憾。”
今天的洪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 78 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绥远抗战的首战之地。洪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向南可达集宁，向西越过四子王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 60 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1936 年 11 月 15 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 5000 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洪格尔图发起进攻。
直到下午 5 点，将近 10 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 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三面对洪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白刃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集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洪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就在战斗最激烈的 11 月 16 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集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三四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洪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洪格尔图周边。
从 17 日夜间 11 点开始的一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洪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 日凌晨 1 点 30 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到了 18 日上午七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山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洪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洪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兵力 1000 余人。
洪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1936 年，它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可见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作为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 3000 余人，设防极为森严。
11 月 23 日黄昏，傅作义部由 5 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零下 20 度严寒，借着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递进。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 5 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
11 月 24 日零时，寂静的百灵庙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战至凌晨 4 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眼看就要天亮，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 日上午 9:30，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 1300 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
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 35 公里处的希拉木楞庙，再次集结 4000 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 月 3 日，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 700 余人。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洪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打起了心理战。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晓以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在这样极其有力的情况下，两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拉木楞庙。12 月 17 日，伪军王英部所属两个旅举旗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在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给前线将士捐款捐衣的活动。已为东北的义勇军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元作为援绥抗战款项。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悄悄起了变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桂系军部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军款 5 万元支援绥远，并组织出察绥军。
绥远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战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绥远抗战的胜利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道路。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这场战役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永远铭刻着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