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的乾隆俯视着自己的辽阔疆土；
回想起昔日平定准噶尔的辉煌，
他不免自豪的指着苍茫草原的古城说道：
“看，那是我大清的库伦。”
的确，在1924年之前，
这座图拉河孕育出的漠北之城都是中国的“库伦”。
但苏联和蒙古人之后将它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此后库伦变成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遥远到只能在历史中看到。
外蒙古独立的源起
外蒙古独立事件发生于二战结束后，其历史背景受到了当时世界大国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国际形势的影响。
具体来说，蒙古的独立是美苏、中苏斗争妥协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局势发展的结果。
时间拉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接下来的六年中，苏联在欧洲东线战场上经历了一系列惨烈的战役，最终击败了德国法西斯，将苏联的国际地位推向了顶峰。
而在太平洋战场上，虽然日本仍在顽强抵抗，但随着美国取得了中途岛和瓜岛的胜利，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在中国战场上，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努力不仅削弱了日军的力量，也为其他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正当盟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时，中国内部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豫湘桂战役。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整个豫湘桂战役，国军损失兵力达60万，丧失4个省会级城市，146座中小城市，以及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有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也被日军毁于一旦。
这场战役加剧了美国军事顾问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严重损害了美国对中国的观感，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产生了怀疑，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支持出现动摇。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信任减少，也加深了苏联和其他盟国对中国的轻视和蔑视。
因此，在这种连锁反应下，外蒙古的独立就逐渐成为了一个政治和地缘战略上的选择。
所以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宋子文让背锅侠王世杰替他在条约上签了字，这项条约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不妥之处，内容共有八条。
然而，条约文本之外的换文附件中却暗藏着严重的杀机。
其中一条换文附件中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同意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古的独立。
这一条款实质上剥夺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将外蒙古的命运置于公民投票的结果之下。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宋子文让王世杰去的原因，毕竟谁签了就等于变相将外蒙“送”了出去。
历史渊源：俄国的窥觊
外蒙古独立事件的历史渊源根植于俄国对蒙古的长期觊觎与干涉。
自16世纪以来，沙俄开始向远东扩张，并与清政府在西伯利亚发生冲突。
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分了中俄中段边界，肯定了蒙古属于清朝管辖，但也为俄国在蒙古的利益奠定了基础。
此后，俄国不断推进与蒙古各部的交流，并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涉及了俄国在蒙古的利益。
1911年，外蒙古独立的首倡者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率团出访俄国，并得到了俄国的军事支援。
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为外蒙古独立创造了机遇。
1911年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了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在12月宣布了外蒙古的独立，建立了“大蒙古国（博克多汗国）”政府。尽管此次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但俄国的支持使得外蒙古有了实际上的自治。
1912年至1913年间，俄国与外蒙古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包括《俄库条约（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确立了俄国对外蒙古的支持，并换取了在外蒙古的商业利益。
在此期间，虽然中俄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但实际上俄国继续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并将中国对外蒙古的权力转化为宗主权，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1915年至1919年，外蒙古先后在霍尔洛.乔巴山的领导下成立了两个秘密革命小组，最终合并为统一的革命组织，成立了蒙古人民党，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1年，外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在俄国境内成立，建立了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和“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尽管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但对外蒙古的影响力已经削弱，仅存在形式上的主权。
1945年，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与苏联签定了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随后，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外蒙古进行独立公投。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选民赞成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俄国通过支持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并在国际上的斡旋下，使外蒙古实现了独立，使其成为一个国际上被广泛承认的独立国家。
独立公投的开始：一个民族的抉择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了独立公投，号召民众参与决定国家未来的命运。
此次公投是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而举行的。
尽管国民政府内部存在争议，但最终为了维护中苏关系稳定，接受了条约。
于是，决定着外蒙古独立公投在苏联的控制下开始了。
投票当天，外蒙古各地区的18岁居民都参与了这次公投。
投票采用记名制，但实际上由于苏联的影响，没有人敢于投反对票，导致了投票结果的一致性。
这也算是俄国的传统手艺了，如今也正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面发生。
最后根据蒙古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公告，共有49万人参与了投票，其中97%的选民赞成独立，其余弃权。
没有一人投出反对票。
1946年1月5日，面对如此局面，国民政府不得不正式接受了公投结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蒋介石在1952年10月13日的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此决定是中央一致通过的，但他个人仍愿意为此全权负责。他给出了三点主要理由：
一是基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认为只要外蒙古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就应予以独立自主；
二是外蒙古事实上一直被俄帝所控制，国民政府对其领土拥有权名存实亡；
三是相信外蒙古这些民族最终会回归祖国怀抱，为避免虚名而导致内外部不安和国家建设受阻，应忍痛割弃一时而患。
1953年2月24日，台湾当局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为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案，宣布条约失效，并拒绝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使得中华民国版图一直包含外蒙古的法理依据。
笔者认为这也算是最后的倔强了吧。
新时代的忧愁：新中国时代的外蒙
1949年10月1日后，新中国也希望解决的外蒙古问题。
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愿望其实早在1949年1月时中共领导人就已提出，但不出意外的遭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的拒绝。
由于之后中蒙两国都是在苏联援助下建国，新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迅速调整了态度，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未得到苏联的满意。
新中国成立后，地缘政治形势极为不利。苏联依然占领着中国东北，控制着长春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等重要区域。
对于新中国来说，长春铁路尤为关键，因为它是东北的生命线。
尽管中国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强硬态度，但面对强大的苏联，必须采取务实的态度，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很可能会给苏联切割东北的机会。
于是在1952年的谈判中，新中国最终与苏联达成协议，成功收回了长春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等地。自然外蒙古问题无法解决，但至少保证了东北地区的完整。
时间到了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关于外蒙古的问题，赫鲁晓夫也未提及，而是表示蒙古人民不会欢迎回归中国的建议。之后，中苏双方基本上没有再讨论外蒙古主权问题。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关系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变得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两国随时可能开战。好在最终双方都克制住了局势，没有爆发全面战争。
进入六七十年代，中苏中蒙的关系逐渐恢复正常，1994年，中蒙签订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也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
如今，蒙古处于中俄两大国之间，政治上亲俄，经济上却高度依赖中国。中国与蒙古的关系趋向良好，彼此在疫情爆发等时刻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展现了真挚的友谊。
对于中国而言，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是关键一步，但是伴随的痛楚也是明显的。
历史的忧伤回荡在乌兰巴托之上，城市的上空传唱起悠扬《乌兰巴托的夜》的旋律：
“穿过狂野的风 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 我醉了酒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静 那么静连风都听不到 听不到”
郭锦鸿
斯大林，分裂中华民族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