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湖北省襄阳市有一条绿影壁巷，以位于其所的那块绿影壁而闻名。这块影壁以绿矾石为壁，白矾石镶边，上面雕刻着99条气韵生动、神态各异的云龙。不但和北京北海，山西大同的琉璃九龙壁合称影壁三绝，也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大型石雕龙壁。
绿影壁景区的前身，其实是明代襄王府。不过随着崇祯末年李自成的一把大火，昔日富贵逼人的襄王府早已不复存在。唯有王府门前的照壁安然无恙，四百年来始终默默矗立在那里，遍观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襄王府绿影壁
在宣德年间的大明亲王系列之中，笔者说过襄王的封国在长沙。那么他是什么时候迁来襄阳的呢？这位襄王殿下在明英宗正统年间又有什么故事呢？
从长沙到襄阳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日，宣宗朱瞻基驾崩。由于皇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一旦由他继位，大明立刻就是一个主少国疑的严峻局面。当时宫中传出流言，称宣宗生母张太后打算召襄王朱瞻墡进京，然后立她的这位亲儿子做皇帝。
襄王曾经在仁宗驾崩和汉王作乱之时两次监国，被称为“庄警有令誉”，素有贤王的美誉。何况他既是仁宗皇帝嫡子，又处在三十岁年富力强的年龄，看上去确实比皇太子朱祁镇更适合做皇帝。
明宣宗驾崩剧照
不过当时京中还有仁宗嫡次子越王朱瞻墉在，怎么也轮不到襄王继位。笔者以为张太后可能确实考虑过让儿子继位，之所以把流言对象锁定在襄王，是因为朱瞻墡此时毕竟人在封国长沙。如果把流言对准越王，那就是把亲儿子架在火上烤，一丝一毫退路都不给他留，张太后不可能这样做。事实上文武大臣知道流言之后确实反应强烈，最终让张太后下定决心还是让太子继位。
宣宗崩，英宗方九岁，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泣曰： “此新天子也。”君臣呼万岁，浮言乃息。—《明史卷一百十三·列传第一》
对于这位名声在外的叔父，英宗在初期还是以笼络为主。比如继位之初，就赐予襄王白金三百两，纻丝、罗各十表里，纱十匹，锦三匹，钞二万贯。将襄府校尉、军人月粮由五斗增加到八斗。又命行在礼部从南京教坊司取二十余户乐工赐给襄王府。
明英宗朱祁镇剧照
除了这些常规礼遇之外，对襄王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他请求迁离长沙的请求得到了小皇帝的允许，新的封国位于襄阳。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七月，英宗给叔父写信，告诉他襄阳王府已经落成，可以随时“起行迁移”。
甲辰，命襄王瞻墡自长沙迁居襄阳。先是，襄王奏长沙卑湿，愿移亢爽地。上命有司于襄阳度地为建王府。至是，有司以工备来告。上书与襄王，令择日起行迁移。仍敕湖广三司量遣人船护送，毋有稽缓。—《明英宗实录卷二十》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猜测过，宣德年间诸王之国，之所以封国与封号完全对不上，是因为他们有监视太祖系亲藩的责任在身。现在随着宣宗削藩成功，他们自然也应该陆续迁往正常的封国，比如现在襄王迁居襄阳，就很合理。
也正因为宣德年间事出仓促，除了长沙襄王府修得马虎以外，其他亲王仪仗也不齐全。趁着这次迁国，英宗一次性帮叔父全部补足：
其一、襄王府由襄阳卫公署改建而成，卫所迁往城北原卫国公邓愈没官闲地。
其二、长沙襄王府缺少的社稷、山川祠宇，本次全部修造完毕，乐舞生从襄阳属县选取。
复建的襄王府大殿
其三、补发襄王府陪祀供事执事牙牌二百八十二面。
其四、补给襄王银盆等器。
癸亥，给襄王瞻墡银盆等器。凡亲王仪仗例有此器，初赐王仪仗时未有。至是王以为言，故命给之。—《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七》
其五、以襄阳各县无税田地三百九十六顷，及山二所给赐襄王。这可是近四万亩地和整整两座山头。
屡遭盗窃的襄王府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正月，王府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但是湖广分巡参政杨贞，襄阳卫府等官汤震等人却磨磨蹭蹭拖延办案。朱瞻墡大怒，立刻向朝廷打小报告。
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翱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表示让巡按御史监督湖广三司官去抓贼就是，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小皇帝有些懵，王府被盗算小事吗？要等到皇宫被盗才算大事？史称：“上疑其缓，以示六科”，也就是皇帝认为王翱在摸鱼，打算让言官们出手。果然在给事中郭谨等人的弹劾之下，王翱不得不承认错误，坚决改正。
襄王府残留石像
说起来襄王府之所以会被盗，还是和他的房屋结构有关。早在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的时候，朱瞻墡就以“府第四散，不相连属”的理由请求更造王府。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在查看了湖广三司递交的图纸以后，认为如果按此施工，需要动用夫匠万余人，至少三年才能完工。于是英宗否决了叔父的建议，让湖广三司仍旧按照原来的格局做一些小修补。
而襄王府在改建的时候，迁走了大门前千余户民居，所以“其地甚旷”，可以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但是在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时纪的建议下，王府中的官校、旗军全都搬到这块旷地居住，以至于其间鱼龙混杂，良善难辨。
就在湖广三司官员互相扯皮之际，当年闰二月襄王府再次被盗。彻底被激怒的朱瞻墡，将一腔怒火全都发泄在了王府侍卫头上，史称“不时捶挞之”。而襄王府仪卫正金聚等人立刻偷偷进京告御状，称朱瞻墡有不法之事十四件。甚至还在皇帝陛下生日那天让内使施兴、女户徐亮拜焚表章，呼道士萧道真扶鸾，结果里面有“天数玄玄，妙不可言”等语，此举已经迹近于谋反。而此前受到斥责的襄阳卫指挥同知汤震趁机公报私仇，声称襄王以抓贼为借口，擅自发出批文，让府中军校手执器械在城中大肆搜捕，不知意欲何为。
英宗朱祁镇剧照
山雨欲来风满楼，英宗派出行在锦衣卫到襄阳成立专案组，逼得襄王“抗章陈诉”。眼看朱瞻墡就要在这场风波中翻车，好在此时仍然在世的太皇太后张氏及时出手，英宗才只是以书戒谕襄王，同时处置了一批王府官员，将此事就此了结。
上以聚等所告于法难容，特念亲亲，姑置不问。其兴、亮、道真事及震所奏未知虚实，命行在锦衣卫遣人执送法司鞫之。其兴、亮、道真事及震所奏未知虚实，命行在锦衣卫遣人执送法司鞫之。擅出批文官吏及军校，下巡按御史逮治。仍以书戒谕王。—《明英宗实录卷五十二》
千里奔丧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十月初三日太皇太后病危，当时越王已经去世，襄王是张氏唯一在世的亲儿子。为了满足祖母想见儿子的愿望，英宗于十月十三日遣中官以敕符召襄、郑、荆、淮四王赴京。十月十九日，太皇太后崩逝，不过在遗诰之中还是让诸王赴京。
宗室诸王藩屏为重，毋輙离本国。但遣人进香，不必送葬。诸子先有君命召者，君命为重，仍听赴京。—《明英宗实录卷九十七》
太皇太后剧照
当年十二月中，朱瞻墡抵达北京，当天文武百官奉旨于奉天门东廊下参谒襄王。而在此之前，朝廷已经颁布禁令，严禁文武官员私下和亲王有任何来往。
戊寅，礼部尚书胡濙言： “祖宗时凡诸王来朝，文武官私谒及宫府僚属往来交通者有禁。今诸王将至，请申明禁约。”从之。—《明英宗实录卷九十八》
尽管襄王抵京之时，太皇太后神主都已经祔享太庙，但来都来了，自然也要有所收获。
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正月，英宗遣恭顺侯吴克忠，户部右侍郎王质为正、副使，持节册封襄王长子朱祁镛为王世子，第二子朱祁鐄为宁乡王，第三子朱祁钲为枣阳王。又命襄王妃靖氏的弟弟靖弘为指挥佥事。朱瞻墡又请求修建王府朝堂中路门及左右厢房，英宗也让湖广三司量起匠夫，同王府军校一起协力完工。
襄王家族
既然封了郡王，就要准备成婚并且出府别居，故而襄王请求为宁乡王和枣阳王府第。英宗让湖广三司勘察隙地之后，即令本地工匠和王府军校相兼用工。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六月，朱瞻墡长女被封为湘潭郡主，以刘隆为宗人府仪宾，给岁禄四百石。当年十一月，朝廷又遣永康侯徐安为正使，给事中翟敬为副使，持节册封荆州卫指挥佥事李玉之女李氏为襄世子妃，东城兵马副指挥李富之女李氏为宁乡王妃。
世子妃之父李玉很快去世，但为了他的祭奠之礼险些又闹出一场风波。当时襄王向朝廷上奏，称郡王、郡主的外戚之家“岁时俱缺吊贺”，礼部尚书胡濙认为可以参照韩王府祭奠韩宪王的成例执行。未曾想这个建议遭到了英宗的严厉驳斥，在他看来韩王是宗室，怎么能和外戚相提并论？
上览奏，责濙以祖茔比外戚，尊卑亲疏莫辨。仍命稽考洪武、永乐间旧例以闻。—《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
结语：从襄王在正统年间的故事来看，由于当初的继位流言，英宗对他这位亲叔父其实颇怀猜忌之心。好在太皇太后崩逝之后，英宗靠着王振和文武百官周旋，一时间无暇顾及襄王。
很多人都有疑问，如果当年立襄王为帝，会不会就不会出现土木堡之变？这个很难说，承平日久以后，武勋和文官之间必然会呈现一个此消彼长的局面。一旦处置不当，则土木堡之变很难避免。
其实从《实录》来看，襄王的性子也很急躁，这一点和后世的崇祯帝很像。除了早年王府被盗责打侍卫以外，襄王对内使也很刻薄。比如他曾称内使田贵“抗拒不服”，要求对其治罪，英宗在回信中还要求叔父“安心自处，勿劳忿怒”。在大明朝如果不能利用好太监和文官对抗，除非你有以后明世宗以文官斗文官的本事，不然肯定玩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