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早年因“轻侠杀人”闻名郡中，被视作亡命之徒，有“锦帆贼”之称。但据史料，他出身与仕宦经历非凡，实则属富室豪强之列。
本文旨在依据史料线索，深入探究甘宁的出身背景、籍贯归属、仕途经历及其早年所经历的种种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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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宁家族的籍贯变迁】
陈寿于《吴书》记载甘宁乃“巴郡临江人士”，意指其出身益州，然而对于甘宁先世的籍贯，则并未加以详细阐述。
甘宁，字兴霸，乃巴郡临江人士。——《吴书·甘宁传》记载，此述其籍贯，简洁明了，保持了中心思想且用词精准。
韦曜于《东吴国史》中述甘宁：“原为南阳人士，先辈寓居巴郡。”意指甘宁祖籍荆州，后迁居益州。相较于陈寿之说，韦氏之论更为详尽。
宁本籍南阳，先祖曾寓居巴郡。——韦曜《吴书》记载。
但严格而论，韦曜的观点亦欠严谨。据《晋书·甘卓传》，甘卓乃甘宁曾孙，且为秦丞相甘茂后裔，由此可知甘宁祖先可溯至甘茂。
据《史记》，甘茂乃下蔡人。两汉时，下蔡初属沛郡豫州，后归九江扬州。故甘宁先祖自扬州九江迁荆州南阳，再由南阳迁益州巴郡。
甘茂，乃下蔡之地人士也。——《史记·甘茂传》记载，其出身明确，籍贯无误，逻辑清晰表述其身份来源。
（九江郡之下蔡）昔日归属沛地，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
依据旧俗，侨居者定居他乡后，数代便会更改籍贯。例如甘宁仕吴时为侨人，而其曾孙甘卓时已称“丹阳人”，籍贯由益州转至扬州。
张昭（徐州彭城人）曾孙张闿、薛综（豫州沛郡人）之孙薛兼，在《晋书》中均记为“丹阳人”，表明士族后代定居新地后，会更改籍贯。
张闿，字敬绪，乃丹阳人士，为东吴辅吴将军张昭之曾孙，此据《晋书·张闿传》所载。
在时代背景下，改籍成为侨人入仕的关键路径。无论是察举还是九品官人法，长官均在辖区考察推荐，重视“乡论”。故流寓士人难获正常出仕机会，改籍成为必然选择。
《华阳国志》载，巴郡临江县有严、甘、文、杨、杜五大宗族，常璩注“甘宁亦县人”，表明魏晋时，临江甘氏已成为巴郡显赫大姓。
临江县东行四百里至枳地……严、甘、文、杨、杜五姓族人众多……甘宁乃（临江）县人，仕吴，乃孙氏麾下勇猛之臣也。
显然，甘氏宗族经长期迁徙后，已在益州稳固根基并具影响力，这为甘宁通过正规仕途在益州为官提供了历史背景。
【甘宁的出仕年龄】
《甘宁传》记载，传主曾“贼害”郡中长达二十余年，后才“止不攻劫”，步入仕途，服务于州郡，此描述存歧义。
“二十余年”此表述涉翻译歧义。若指甘宁在巴郡作恶长达二十多年，则与其年龄及经历不相吻合。
兴平元年（194）为甘宁命运转折点，他彼时反叛刘璋，败后逃至荆州。其“贼害”郡中的行为，必发生在此重大变故之前。
从甘宁招募轻狂少年为首领的行为推测，他当时至少十五岁。二十年后，甘宁近四十岁，已弃武从文。经计掾、郡丞等职位历练，兴平元年（194）时，他应已年过四十。
甘宁自幼力大，酷爱侠义，常召集不羁少年，自任为首领。
此处记载有矛盾：建安十九年（214），甘宁攻皖县时身先士卒攀城。若他真在巴郡为“贼”二十余年，此时应年逾六十，与事实不符。
（建安）十九年五月，孙权发兵攻打皖城。--《吴书·吴主传》记载。
（甘宁）随军攻打皖城，担任登城督。他手执绳索，亲身攀城，率先士卒，最终攻陷城池，擒获朱光。
学者卢弼对陈寿关于甘宁在郡中遭贼害“十余年”的记载存疑，认为“二”字或为多余，若非如此，则史书记录有误。
刘璋兴平元年任益州刺史，甘宁攻之，后奔荆州依刘表，此在建安初年，中间岂有二十余年？疑“二”字衍，否则史书记载有误。
卢弼提出“史文为误”的新视角，认为“二”或“年”可能为衍文。较合理的解释是甘宁在郡中“贼害”持续至二十余岁，结束游侠生涯后，他开始读书入仕。
若此设想成立，则甘宁年龄与履历高度吻合。皖城、合肥之战时，他年约四十，正值壮年，故能“为吏士先”，勇“出斫敌营”，一切皆合情合理。
【“计掾”与“蜀郡丞”】
甘宁在益州为官，起初被“举为计掾”，随后“升任蜀郡丞”。这无疑是地方上有势力之人方能享有的特殊礼遇。
宁曾任吏职，被举荐为计掾，后补任蜀郡丞。不久，他便辞去官职，返回家中。--据韦曜《吴书》记载。
“计掾”乃州郡之“上计使者”，亦称计佐、计吏。甘宁身为“巴郡临江人”，其职务当为巴郡的计吏。
计吏乃辖区钱粮、赋税、户口等考绩上报之属员，此称“上计”，犹今之“述职”。县邑向郡国上计，郡国再向中央上报，州刺史亦然。
（郡县长官）均负责治理百姓，表彰善行，鼓励道义，禁止奸邪，惩罚罪恶，处理诉讼，平定盗匪，体恤民生，秋冬汇总政绩，上报所属郡国。
上计使者人选随时代变迁而异。西汉初期，多由郡国长官亲自担任；至东汉，则转由掾属中高阶者负责，官长不再亲自处理此事。
上计使者制度随时代而异。封建时，诸侯亲自述职。上计法初行，长官自送计簿至中央。东汉时略简化，仅遣丞尉等，令长不再亲行。
在农业社会，人口流动性低，“上计”成为结交权贵途径。如邓艾，幼孤家贫，初为稻田守、丛草吏，后借“上计”之机拜见太尉司马懿，被揽为掾，终在洛阳发迹。
邓艾幼时丧父，曾任稻田守、丛草吏。同郡一吏父见其贫，颇为照顾。后邓艾任典农纲纪、上计吏，得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赏识其才，辟为掾，又迁为尚书郎。
注：典农，即典农中郎将，职位等同于郡守，详见《常道乡公纪》。纲纪乃功曹，为郡、县高级官员。州级功曹则称“治中从事史”，简称治中。
当年，废除屯田官以平衡政务劳役，原典农中郎将均改任太守，典农都尉则改为县令、县长。--《魏书·常道乡公纪》
历史发展显示，邓艾任“纲纪”时境遇改善，但“上计”才是他腾达的关键。相比之下，初为计掾的甘宁宦途更为顺畅，凸显其起点优于“孤贫”的邓艾。
东汉时期，众多“郡国计吏”常被留在洛阳任郎官，由此可见，该职位实际上也扮演着中央储备干部的角色。
当时，各郡国上报的计吏多被留任为郎官，杨秉上奏称，三署现有郎官七百余人，国库空虚，依赖俸禄者众多。
汉末三国时期，担任计吏、计掾者多为地方要员，如郑玄被孔融聘为计掾，许靖被推举为计吏并察为孝廉，蒋济任郡计吏及州别驾，姜维则任郡上计掾。
注：郑玄事迹可参考《邴原别传》，蒋济事迹详见《魏书》，许靖、姜维之事载于《蜀书》，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予全文引用。
郑玄乃汉末儒宗，隐修经业；蒋济文武双全，常奏议军国大事；许靖清谈不辍，与许邵齐名；姜维为凉州才俊，受钟会赞比夏侯玄。
许靖，字文休，乃汝南平舆人士。年少时与堂弟许劭皆有名望，两人皆擅长品鉴人物，对时人的德才优劣有所评价。
诸葛亮致书张裔、蒋琬曰：“姜伯约勤勉忠诚，思虑周全，较李永南、马季常等人更胜一筹，实为凉州杰出之士。”
显然，上述人物共有的特质是卓越的学术素养，这与计掾、计吏职责紧密相关。甘宁任巴郡计掾，表明其文化底蕴超群，与《宁传》所述“颇读诸子”、“有智谋”相符。
甘宁凭借“计掾”的身份，可推断他能“补蜀郡丞”的职位与此身份紧密相关。
据《英雄记》，甘宁仕益州在刘焉时期。刘焉初治绵竹，后迁成都，刘璋继之。甘宁为巴郡计掾，上计应赴成都。成都属蜀郡，故其受上官提拔，任蜀郡丞合情理。
刘焉迁治至绵竹，安抚叛离者，施行宽政，暗藏他谋。时逢天火焚绵竹城，车辆器具尽毁，火势延及民居。刘焉遂迁治成都。
郡丞地位高于计掾，为郡中高级佐官。据《续汉书百官志》，内地郡设长史、郡丞各一，边郡则“丞代长史”。东汉时，郡丞可于太守无法履职时代行其事，近似常务副职。
建武六年三月，规定若郡太守、诸侯相因病无法履职，则由丞、长史代理其职务，负责郡中事务。--据《古今注》记载。
以同时代人物比较，诸葛珪在宗族迁徙前最高仅任泰山郡丞，而甘宁于初平年间（190-193）已任蜀郡郡丞，其仕宦起点明显高于诸葛珪。
据《英雄记》记载，甘宁于兴平元年（194）反叛刘璋，由此推断，他担任蜀郡丞的职务必定是在此事件发生之前。
父诸葛珪，字君贡，于汉末时期担任泰山郡丞一职。--《蜀书 诸葛亮传》
东汉实行“三互法”（据《蔡邕传》），即官员任职需回避本籍，由外籍士人任地方长官，长官再选拔当地豪强为官府属吏。
甘宁曾任巴郡计掾、蜀郡郡丞，加之甘氏乃临江“五大姓”之一，足见他为益州地方显赫人物，绝非普通草寇可比。
【甘宁的豪强、富室背景】
甘宁落籍巴郡，仕途顺畅，显见其出身益州豪强。审视其“游侠”行为，需结合此背景，不宜简单视为强盗行径。
甘宁行劫时的装扮极具迷惑性，他率领众人，携带弓弩，身披毦毛，身带铃铛，这样的审美取向颇为独特。
甘宁勇猛有力，热衷行侠仗义，召集并统领放荡不羁的少年为首领，他们结伴而行，携带弓箭，背负细毛毡，佩戴响铃。
“负毦”指背插鸟羽兽毛织物。韦曜释《国语》以“鸟羽系背”喻之。甘宁劫掠时，前后簇拥，背负鸟羽，腰挂铃铛，民众闻铃声即识其为宁。
《国语》载，晋伐狄时，叔虎披鸟羽先登，狄军败退。韦昭释羽为鸟羽，缚于背，犹如现今将军背负毦饰。
甘宁因审美独特常被误以为出身卑微、文化浅薄；但实际上，在巴郡这种装扮并不出奇，且与家境门第无关。
《华阳国志》述，魏晋时，益州巴郡盗贼横行，奸恶不断，且有女贼千余，散布千里成患。相较之下，甘宁“负毦带铃”，不过审美异类，任侠时好炫耀而已。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游侠之风大盛。有臧霸、孙观等出身卑微，被目为“盗”的游侠；亦有袁绍、袁术、张邈、曹操等兼具“名士”风范的游侠人物。
当时尚有臧霸一人，原为泰山地区之盗贼。——吕思勉《三国史话》
甘宁出身临江五姓的宗族，初为巴郡计掾，由此可见，他属豪强之家中的不羁之子，乐于游侠之事。
据甘宁“隐匿亡命之徒，声名远扬于郡内”的记载，其行为与刘縯、刘秀兄弟有相似之处。
两汉交替时，刘縯兄弟于南阳藏匿逃犯，官吏不敢上门，彰显其豪强势力超越治安。甘宁亦藏亡命之徒，名震郡中，还能款待属城长官，交情深厚者更受他青睐，与刘縯兄弟无异。
公主道：“文叔为百姓时，躲藏逃犯，官吏不敢上门。今贵为天子，难道威令不能行于一县吗？”
（甘）宁以轻侠之气杀人，藏匿并庇护亡命之徒，此事在郡中广为流传。——据韦曜《吴书》记载。
人与甘宁相遇，及所属城池的长吏，若接待隆重则与其结好；不然，便释放所俘虏之人，夺取其财物。
甘宁于巴郡横行霸道，“属城长吏”束手无策，暗示其家族乃当地豪强。反观关羽、臧霸等，轻侠杀人后只得流亡外州（臧霸逃至徐州，关羽至幽州），权势远不及甘宁。
关羽，字云长，本名长生，乃河东解县人。因故逃亡，奔赴涿郡。——《蜀书·关羽传》简述。
关羽早年事迹模糊，或出身寒微。臧霸劫狱能聚数十宾客，显系小豪强，然仍被迫流亡东海，足见其家世无力保障其安全。
太守盛怒，下令拘捕臧戒赴府，押送者达百余人。年仅十八的臧霸率客数十人于费西山中拦截，押送者无人敢动，于是他与父一同逃往东海。
对比之下，甘宁能与“属城长吏”交好，且“贼害”郡中长达二十余年，其家族背景与影响力之大，已不言而喻。
同时代，诸多游侠出身豪强，如甘宁。曹操爱飞鹰走狗，游荡不羁；张邈则以财仗义，助人无数，二者均为此类代表。
袁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亦带游侠气质。袁绍善造声势，喜养死士，曾涉抢婚之事（《世说新语》载）；袁术则以侠名远扬，常与众公子纵情鹰犬之乐，二人同流合污。
赵忠于省内言道：“袁绍故作姿态，广纳亡命之徒，实不知此子究竟意欲何为。”
袁术年少时以侠义之气闻名，常与众公子一同放鹰逐犬，而后逐渐收敛性情，有所改变。
袁术奢侈淫逸，骑乘豪华车马，以气势凌人；甘宁则步行陈列车骑，水上连结轻舟以炫耀。袁术得“路中捍鬼”之称，甘宁有“锦帆贼”之恶名，二者皆为豪门不肖之徒。
袁术任长水校尉时，奢靡放纵，常乘华丽车马，以气势凌人。时人有语云：“路遇悍鬼，乃袁长水。”——《北堂书钞》引《魏书》注。
（甘宁）出行时，步行则陈列车骑，水路则连结轻舟，侍从身着华服绣品，所到之处皆光彩照人，引人注目。
甘宁出游，常用缯锦系舟，离去时或割舍，彰显奢华。贺齐之船雕镂精美，青盖红帷，人称“奢绮”。由此观之，甘宁以缯锦维舟之奢，足见其家族既豪强又富庶。
（甘宁）居住时常用缯锦系船，离去时便割舍弃去，以此彰显其奢华之风。--韦曜《吴书》记载。
贺齐性情奢侈华丽，尤爱军事，其兵甲器械极为精良，所乘船只雕镂彩绘，青盖红帷，盾牌戈矛，皆饰以精美花纹。
《华阳国志》述，临江县井盐丰富，为“一郡所依”，豪门亦多拥盐井。甘氏作为临江五姓，或亦持私井。盐铁专营时期，掌盐即掌财。故甘宁有结交官吏之勇，及“缯锦系舟”之资。
临江县东行四百里至枳，与朐忍接壤。此地设盐官，监、涂二溪产盐，供一郡所需；豪门望族亦自备盐井。严、甘、文、杨、杜乃当地大姓。
历史上，甘宁用缯锦系舟的奢侈行为，与石崇、王恺相仿。王恺制紫丝布步障绵延四十里，石崇则制锦步障达五十里，两者皆在洛阳引起轰动。
石崇与王恺、羊琇等权贵以奢华攀比。王恺用蜜糖刷锅，石崇则以蜡为薪。王恺制四十里紫丝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锦步障以相抗衡。
石崇乃大司马石苞之子，家境富饶。在荆州刺史任时，他劫掠远行商贩以聚巨资，甚至官军扮贼。此游侠之行，不拘贫富贵贱，孤贫者与富豪强族皆可为。
石崇聪颖有才华，却任侠不羁，行为不检。于荆州时，他劫掠远方使者和商人，积累了无法估量的财富。
【小结】
甘宁虽出身显赫家族，却历经流离，半生漂泊。入吴之后，他凭借过人胆识与勇猛著称，被誉为江表之虎臣。
甘宁身为益州豪族之子，历任巴郡计掾、蜀郡郡丞，仕途顺畅。但他不安分，屡叛刘璋、刘表、黄祖；仕吴后仍不改，常违逆吕蒙、孙权，被时人视为“斗将”，昔日干吏形象荡然无存。
甘宁性格暴躁，好斗嗜杀，常违逆吕蒙心意，又不时违反孙权法令，孙权恼怒。吕蒙则总是进言：“时局未稳，像甘宁这样的猛将难得，应宽容以待。”
显然，甘宁尽管“博览群书”，但其本质仍是那位“手持弓弩，身佩毦铃”的豪放侠客，保持着放浪不羁的游侠本色。
甘宁虽性格粗犷勇猛，喜杀戮，但心胸开阔，富有智谋，轻视财物而敬重士人，能厚待勇士，勇士们也乐意为他效命。
甘宁之志，非文书案牍，亦非仕途功名，而在关羽濑激战、皖城下鏖战、濡须口争渡。每逢奋勇突围，他总忆起少年时光，无数次在梦中回放。
肃选千兵增援宁，宁遂夜行。羽闻讯，止渡江，筑柴营以对。故此地得名关羽濑。
曹操出征濡须时，甘宁担任前部督，奉命出击，前往斩敌前营。--《吴书·甘宁传》记载。
合肥城下，张辽率步骑突袭，吴军鼓吹手惊恐万分，乐声戛然而止。甘宁大声喝问鼓吹为何停奏，神色壮烈坚定，身处险境而不乱，豪气四溢。
张辽察知敌情，迅即率步骑突袭。甘宁引弓御敌，与凌统等奋勇拼杀。宁大声责问为何不振鼓，其壮志豪情，毅然决然。
魏将张辽突袭，鼓吹手惊恐万分，乐声骤停。甘宁拔刀欲斩，迫使鼓吹手继续吹奏。——《江表传》记载
《建康实录》载甘宁于建安二十年（215）冬逝，或战伤或疫亡。若此，则其临终仍持游侠之风，于绝境中踏白骨，摧锋前行，终其一生征途。
（建安）二十年……冬季，折冲将军兼升城督甘宁逝世。--《建康实录》记载。
毋庸置疑，倘若穿越回往昔，甘宁定会再现其“绸缎系舟”、“佩铃负弓”的豪门侠士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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