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之后，孙权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他雄心勃勃地全力投入王霸事业的争斗中。

第一，争夺荆州，控制长江。

“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这是鲁肃初见孙权，在君臣合榻对饮时，向孙权提出的战略方针。这条方针对于孙权，就像“隆中对”对于刘备一样重要，所以史家又称之为“吴中对”。它是孙权一直在努力以求的战略目标。“吴中对”的核心问题是全据长江。全据长江的第一个目标是“剿除黄祖”，这一目标早在赤壁大战以前就完成了。公元208年，孙权派大将甘宁攻灭黄祖，夺得了江夏（治今湖北鄂州）。

全据长江的第二个目标是“进伐刘表”。刘表早在曹操南下途中死去，其子刘琮统辖的荆州也在赤壁大战之后分而为三：荆州北部的襄襄阳等地在曹操手中；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西北）、江夏为孙权所占；刘备得到江南四郡。因为南郡治所江陵为周瑜占据，刘备既不能越过江陵向北拓展势力，又不能打通江路向西进取益州，于是向孙权借荆州。为了现固孙刘联盟，也为了多给曹操树立敌人，孙权听从鲁肃的意见，把江陵借给了刘备。因此赤壁战后荆州的大部分不在孙权手中。

全据长江的第三个目标是“竟长江所极”，也就是谋取长江的上游地区益州。还在孙、刘两家和好的时候，孙权就提出共同谋取西蜀的建议，但是遭到了刘备的拒绝。周瑜亲自率兵前往，又被刘备重兵阻挡。益州后来被刘备夺取。

这样，鲁肃当年在“吴中对”中提出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就集中在争夺荆州的问题上。尽管历代都有人批评孙权在争夺荆州问题上，目光短浅没有远见，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不顾孙刘联盟的破裂等等，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站在孙权集团的立场上看，他实在也有不可不争夺、不能不争夺的理由。他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尽了自己的努力。借给刘备荆州，又“进妹固好”，可是刘备并“非久屈为人用者”，他“结好孙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已的势力，以图谋天下。作为盟国，他背着孙权独自夺取西川，得了益州还是不肯归还荆州。

荆州位居江东上流，扼江东之门户，如果等到刘备势力壮大，顺流东下，就要危及东吴的安全。因此孙权为保住江东，也有必要索回荆州。就是力主巩固孙刘联盟的鲁肃，也为荆州的归还问题同刘备进行过多次外交的、军事的斗争。鲁肃病亡以后，新任大都督吕蒙则力主用武力夺取荆州。他的方针得到了孙权的赞同，于是在关羽率领主力北上攻打曹操所属樊城的时候，吕蒙采取“白衣渡江”的策略，袭杀了关羽，一举夺回了荆州。

第二，继续讨伐山越，消除国内隐患。

三国鼎足之势形成以后，山越的豪帅又多次受别国的指使，兴兵作乱。如鄱阳豪帅尤突、丹阳豪帅费栈，都是接受曹操的印绶之后，作为内应起兵暴乱的。陆逊曾指出山越问题对东吴政权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

换而言之，孙权要想立足江东，与曹魏、蜀汉争雄，必须解决山越这一国内隐患。孙权解决山越问题主要采用镇压和安抚两手。

公元217年，丹阳豪帅费栈“煽动山越”，为曹操作内应。孙权派遣陆逊讨伐，陆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这次讨伐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着又乘胜平定了丹阳、会稽、新都（今浙江淳安）三郡的山越。陆逊以“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办法，得到精卒数万人。

公元234年，孙权又派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去解决丹阳的山越越。虽然前次陆逊率兵讨伐已得数万人，但在山地的深远之处，还有莫能尽擒的山越武装，为了彻底解决这一江东的腹心之患，诸葛恪采用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新策略，很快让山越居民投降。

这时江东内部的山越问问题大体得得到了解决，山越强者为兵，弱者补户，不但加强了东吴军事力量，又增加了江东政权管辖的民户，从而使东吴的的国力得到了增强。

第三，开发江南，拓地岭南、夷州。

孙权在“攘外安内”的同时，又致力于开发江南的经济建设。他鼓励人民开荒屯田东吴的电田分兵电和民电。从事兵电的土兵，既要打仗也要种田，参加民屯的屯田客只要种地交租，政府免除其兵役。在孙权统辖的大部分地区都推行了屯田。仅毗陵（今江苏常州）一地，参加电田的男女就有数万口之多。

屯田给东吴政权的稳固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一方面保证了军粮供应，增加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大批避难而来的流民有了土地，从而保证了国内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发展了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农业的发展又带来了交通的开发和商业的交流，促使东吴因此出现了繁华的空前盛况。

东吴凭借国力与强大的曹魏抗衡，是三国中延祚最长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孙权开发江南的经济政策。

后世有些人对孙权没有兴师北伐多有异议，认为他“划江自守，偏守一隅”，然而，事实上，孙权并非如同有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只知守业而没有进取精神的人，他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实现“恢宏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