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怂货”对苏联发动进攻。斯大林多次向共产党请求援助，却被毛泽东拒绝。
事后斯大林非但没有生气，还坦言：毛主席的做法是对的......
斯大林的电报请求1941年6月，希特勒决定打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名为“巴巴罗萨计划”的侵略行动，试图通过一场闪电战将苏联击溃。
随着战争的侵略，德军的铁蹄一步步逼近莫斯科，欧洲战场正式拉开了帷幕。斯大林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德国的进攻，苏联将会沦陷。
与此同时，日军在中苏边境悄然集结了约70万兵力，准备配合德国从东线发起进攻。斯大林的忧虑不断加剧，眼瞅着自己要被“包饺子”，斯大林决定找中共帮忙。大家都是同志，现在已到了唇亡齿寒的地步，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躲过被夹击的命运。
斯大林的想法很简单，和中共合作，让他们牵制中苏边境的日军。给苏军反击德军的机会，一旦反击奏效，就会派出一队人马，和中共反包围日军。
苏联的防线已经因德国的侵袭而承受巨大压力，若再加上日军的正面威胁，苏联可能面临两线作战的极大困境。斯大林在1941年7月发出了第一封电报，急切请求中共派兵牵制日军。
电报的内容直接、简洁，斯大林明确要求中共中央采取措施：破坏日军在华北、张家口、包头等地的铁路交通，希望中共能够调派兵力前往这些战略要地，阻止日军的推进。
“我方正与德军激烈交战，东线的局势也十分严峻。希望你方能够迅速行动，切断日军进攻的后方补给线，减轻我方在西线的压力。”
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收到电报后，立即进行了回应。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积极，他认识到苏联的困境，理解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之间的互助关系。他通过电报告知彭德怀：密切关注华北地区的战局，做好准备工作，配合苏联的战略需要，采取行动破坏日军的铁路和运输线。
泽东的回应虽然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但他没有同意直接出兵支援苏联，甚至没有提到派遣任何一支部队赴苏联边境。
“战略配合”可以，但也不是苏联想怎么配合就怎么配合，让我们打谁就打谁：“我们可以进行长期的战略配合，通过破坏敌人的交通和物资补给线来牵制日军。但短期内的派兵并不合适。我们的部队仍然处于恢复和积蓄力量的阶段，不能贸然行动，以免影响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持久战斗。”
通过游击战、破坏铁路和道路，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日军的兵力，从而减轻苏联西线的压力。
对斯大林来说，毛泽东的拒绝让他感到失望，但他的战略远见，揭示了中国在当前环境下的大麻烦：不仅要面对外来的侵略威胁，更要在复杂的国内政治和军事环境中寻找平衡。
苏联面临的麻烦确实不小，但中共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去。日本人、国民党，都视他们为眼中钉，明里暗里各种花花肠子，这时要是再分出一队人马支援苏联，革命果实都有可能毁于一旦。
斯大林很快就发除了第二封电报，他要求中共中央派兵到华北、南满地区，协助苏联红军对抗日本的侵略。
苏联红军在西线的战斗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德国的侵略正如洪水猛兽般压迫着整个苏联，日本在东线的压力也不容忽视。
中国的抗日战局无法与苏联的危机等量齐观。
中国的抗日斗争是一场复杂的多面战争。内有国民党反共的压力，外有日军的持续侵略，中共的资源和兵力相当有限，任何一项过于冒险的行动都可能使得中国的抗战局势愈发困难。
在接收到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时，毛泽东依旧决定暂不派兵，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支持。
他强调：“我们不仅要考虑苏联的处境，更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其盲目出兵，不如通过更具长期战略意义的方式，去影响日本的东线战局。我们必须在保证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策划持久战和游击战，做到既能牵制敌人，又能保证根据地的安全和发展。”
作为两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两者在抗击法西斯的战斗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毛泽东的核心战略并非依赖外援，而是强调自身力量的积蓄和长期战略的实施。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并非轻视苏联的困境，而是通过审时度势的判断，保持中共自身力量的最大化发挥：
“我们并非不能帮助苏联，而是要帮助苏联的方式必须符合我们的战略需要。”
毛泽东对于战争的理解是一种深远的战略观，他明确表示，“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而非单一的军事行动。我们需要在自我恢复力量的同时，持续削弱敌人，并让敌人在每一战中都付出高昂的代价。”
斯大林并没有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以为自己发的电报被翻译错误，中共没理解什么叫派兵支援，他又发了第三封。
中共的困境1941年到1942年，是中共抗战的最艰难时期。战争进入了一个长期拉锯的阶段，中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勉强与中共达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内心对中共的敌意从未消除。国民党不断加大对中共的打压，在战时的资源和军事支持上，完全置中共于不顾。
蒋介石一度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虽表面上抗日，实际上，一直在进行政治清算和军事围堵，在东北和华北的战略部署上，处处与中共对立。
八路军面临着严峻的补给问题，连日常的战斗物资和兵员补充，都成一个极大的难题，只能通过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维持大局。
游击战略虽然给日军造成了一定困扰，但在军事力量上，无法与日军的正规军抗衡。毛泽东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必须集中在最紧迫的战斗中，不能在与外部势力的合作中分散资源。
除了战争爆发外，天灾让局势愈加严峻。1942年，河南省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因战乱、旱灾和蝗灾，河南的农业几乎全面崩溃。
这场灾难让数百万百姓死于饥饿，社会动荡不安。这种社会动荡直接影响了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使得中共在动员和维持内部稳定上面临巨大压力。
中共必须优先保证自己根据地的安全，巩固与民众的联系，通过艰苦的游击战和长期抗战来消耗敌人的力量。如果将太多精力投入到外部支援，特别是派兵支援苏联，会消耗宝贵的资源，使中共的敌后抗战力量大大削弱。
斯大林前后共发了六次电报，希望中共能伸出援手，但毛泽东始终保持冷静，没有派兵直接支援。
毛泽东的精妙部署斯大林的第六次电报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艰难的外交考验。这封电报再度请求中共派兵支援，并承诺提供新式武器作为交换。苏联对中共的期待已经从最初的希望与支持逐渐变成了压力与要求，但毛泽东依旧坚持中共的独立性和战略优先。
毛泽东深知，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继续拒绝出兵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战略被动，选择一定程度的妥协，适时派兵，既能缓解苏联的压力，也能为中国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在收到第六封电报后，毛泽东一直在找一个契机，一个适合出兵的“好日子”。1942年，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持续胶着，苏联的前线告急，毛泽东做出了战略调整：在不直接出兵支援的前提下，调动部分中共的兵力在长城内外一线部署。
这一部署的核心目的，并非简单的牵制日军，而是要在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下，通过灵活的游击战术，切断日军的补给线和通讯线，以达到分散敌人兵力、减轻苏联东线压力的效果。
这一决策极为精妙，它不仅确保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安全，也为未来的东北反攻和与日军的全面较量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通过指挥部队调遣，安排了罗瑞卿、杨成武和吕正操等人，部署在长城内外一带，形成一个机动性强、可以随时应对不同局势的战略防线。这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多点牵制与打击，打乱日军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成熟和远见。在面对强大外敌的情况下，并未盲目跟随斯大林的急切请求，而是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选择了最适合的方式进行配合。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逆转，苏联逐渐占据上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得到验证。这种不急于求成的战略布局，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之一，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胜利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