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河桥镇蒲村村民严笑萍来到临安区人民法院致谢。8年前，老板跑路失联，严笑萍等几十名村民务工后被拖欠了工资。考虑到起诉费时费力，严笑萍等人就把讨工资的事拖了下来。
2021年，听说家门口有了“共享法庭”，他们抱着试试看心态求助。临安法院“共享法庭”办公室通过法院信息查询系统联系到了老板，经过沟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大家终于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
“共享法庭”发端于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的上田“微法庭”，成为法院运用数字化手段参与和融入基层治理的探索先驱。2019年11月杭州法院推动全面部署。2021年9月，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健全“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如今，“微法庭”迭代升级为“共享法庭”，在临安区各个镇街、村社遍地开花，把调解指导、纠纷化解、线上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共享数字红利，践行司法便民
“共享法庭”是应群众需求而产生，更借数字乡村建设而推广。临安法院从“共享法庭”的选址位置、人员配备、操作方式等方面着手，力图让广大群众从知道存在“共享法庭”，到愿意找到“共享法庭”，再到信赖认可“共享法庭”。
镇街“共享法庭”设在镇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村社“共享法庭”设在村委会、居委会，特设“共享法庭”设在行业经营网点和调解组织。这些地点不但交通便捷、周边完备，更符合群众遇事求助的思维习惯，让群众第一时间想得到、找得到。
“共享法庭”里的调解员，从群众基础好的治保主任、调解主任等人群中选拔而来，负责“共享法庭”日常管理和沟通协调的庭务主任更是大多由基层党支部书记、镇街司法所所长或资深行业人士兼任。这些人员不但具有一定法律素养，还有相当的群众工作能力，更容易赢得群众的信赖。
“共享法庭”智慧协同系统集成了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庭审直播系统等多个软件模块，内容虽然丰富，但界面清爽简明。临安法院坚持友好易用的设计原则，一般习惯智能手机的群众可以直接运用，其他群众经过指导也能轻松上手。
深化诉源治理，矛盾化解在基层
板桥镇上田村村民老陶在燃放爆竹时眼部受伤，造成一项八级伤残。他到上田“共享法庭”求助，向远在湖南的爆竹生产商索赔。
为让湖南的生产商积极参与调解，又避免他们来回奔波的诉累，上田“共享法庭”庭务主任、上田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建议对方注册认证“浙江解纷码”后进行视频调解，法官在线对调解进行指导。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岛石镇大山川村村民王绳鹏在捡山核桃时受伤，保险公司却不认可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大山川村距离临安法院近百公里，单次车程近一个半小时。对年近七旬且患有晕车症的王绳鹏来说，极为不便。
于是，法官通过“共享法庭”连线村干部核查事故发生经过，并安排王绳鹏在岛石镇“共享法庭”参加庭审。最终通过线上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普法直通一线，赋能基层治理
每年白露时节，核桃飘香，竹竿摇来满地金。山核桃产业作为临安特色产业，采摘前后农村矛盾易发，基层调解组织压力也随之增大。
昌化片“共享法庭”在山核桃开杆前，对辖区内各村调解主任进行培训，用以案说法的方式，向调解主任们传授山林权属争议、雇工受伤等案件的处理原则和调解技巧。
太湖源镇指南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样板之一，素有“红叶指南”的美誉。在“共享法庭”处理完一起村民倾倒建筑垃圾引发的纠纷后，指南村村委决定借机研究出台新村规民约，推动乡村旅游规范优质发展。
村委通过“共享法庭”向法院发出申请，请法院就村规民约涉及的法律知识给予指导。经过法院指导，新版村规民约快速出台，成为法治保障乡村治理的经典案例。
目前，临安区“共享法庭”为民解忧成效显著，全区共建成“共享法庭”119家，共参与调解各类纠纷2603件，成功1071件；培养庭务主任为代表的“法治带头人”30人，组织调解员培训29场；开展庭审直播等法治教育46次，受众达13万余人次；开展智能代办567次，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104万元。（光明日报 记者 陆健 通讯员 黄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