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茶VS中国茶

在英国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每天下午四点钟，世上的一切都要为茶而停。这句话形容的就是英国的下午茶文化 。

下午茶文化从17世纪开始慢慢流行。当时英国人每天就吃两顿饭，到了下午人们就饿的不行了。所以，有钱有时间的贵妇们就聚在一起喝茶聊八卦。可是茶水又不能充饥，于是贵妇们就在茶里面加入糖和牛奶，然后再顺便烤几片面包。别看吃的种类不多，但每一种都价格不菲。茶是来自中国的上等红茶，糖是从加勒比海运来的，奶是现挤的新鲜牛奶。这样一套下午茶即能充饥，又能体现贵族身份。

随着下午茶逐渐在民间流行，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逐年增长。而当时中国几乎垄断了茶叶的所有产销环节，所以英国人只能从中国进货。久而久之，大量白银就源源不断的流入清政府手中。英国人也不是没有想过改变这个局面，可是他们生产出来的纺织品中国人不需要也买不起。而且清政府自诩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清政府压根也不想和英国人做生意。看着中国这块肥肉吃不到嘴里，英国人馋啊。

这时候他们灵光一闪，有了。既然正经的生意不好做，那就做点不正经的生意。

当时印度已经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而印度最不缺的就是鸦片。于是产自印度的鸦片被偷偷的运入中国。随着吸食鸦片的人数越来越多，清朝白银流出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爆发。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部有一种声音逐渐占了上风。那就是与其进口鸦片，钱都让外国人挣了。那还不如我们自己种，这样就能光明正大的对鸦片征税了。这些官员算是活明白了。这种声音传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耳中。东印度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把印度鸦片运到中国，然后再把中国茶叶运到英国。如果有一天中国鸦片自给自足了，那英国又会回到原来的局面。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东印度公司其实很早就在印度种植茶叶了。

最一开始，英国人力捧印度阿萨姆红茶。但结果它的产量、气味和口感和中国茶真没法比。后来英国人又从广州搞了一些茶种，但由于茶种的血统本身就不太好，所以产出的茶叶还是差点意思。连续两次失败让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定直接偷一些极品茶种，然后再把技术和人才通通带回印度。

这项计划风险极高。虽然清政府被迫开放了几个口岸，但洋人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口岸附近。所以几乎没有外国人深入过中国内地，那就更别说产茶的山区了。况且鸦片的泛滥让中国人对洋人恨之入骨。这中间稍有差池，那肯定命丧黄泉。不过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在高薪的诱惑下，一个名为罗伯特·福钧的植物学家接下了这项任务。福钧在鸦片战争之后来过中国一次，他当时是为了考察植物而来，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一些了解的。那这个福钧究竟能不能完成这项偷窃任务呢？

第一次偷茶

在1848年，福钧先是坐船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找了一个姓王的翻译。这个王翻译会一些chinglish中式英语。而且他的老家就位于安徽黄山市，这里盛产绿茶。福钧在出发之前剃了半个光头，然后绑了一个假的长辫子。他穿上粗布衣服然后冒充一个蒙古族人。福钧会一些汉语，所以从上海到安徽这一路上，他是外国人的身份一直没有被人们识破。大家只是觉得这个人的相貌和口音很奇怪。

来到黄山市之后，王翻译带着福钧参观了几个茶厂。中国人就是热情好客。看着远方来的客人，这些茶厂是一点防备都没有。茶叶的生产流程全都让福钧看了一遍。在此之前，欧洲人从来不知道茶叶是怎么制作的。别说一手资料，就连二手资料都没有。但此时的福钧已经偷偷把，采摘、晒青、炒青、揉捻、再炒和分拣的方式全部记了下来。随后，福钧和王翻译又陆续采集了很多茶种和其他植物幼苗。几个月之后，他们顺利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福钧把这些赃物打包，然后分批发往了印度。经最后统计，福钧一共发了13000株植物幼苗和10000颗茶种。这些担负重任的茶种马上就要改变世界茶叶的格局了。但意外情况还是发生了。

从上海到印度的货船大约需要航行一个月的时间。从印度口岸到喜马拉雅山麓又需要一个月时间。这两个月对于茶种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周围的环境稍有变化，那么茶种就会死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福钧把茶种都种在了密封的玻璃箱内。这个玻璃箱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只要有阳光，那么这些茶种就能活着抵达印度。

可是好巧不巧。本来一个月的航程，这一次竟然走了两个月。当茶种好不容易抵达印度之后。由于印度人不知道这个玻璃箱的作用。他们看着里面的植物怪有意思的，于是他们就提前打开了玻璃箱。而最后结果就是，这2万多棵植物被送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时候，它们已经全都死掉了。所以第一次偷茶计划宣告失败。

第二次偷茶

福钧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有经验。当他把茶种送上货船之后，他总感觉这样的运输方式风险太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福钧让王翻译再一次回到安徽采集茶种。而他自己则来到了福建武夷山。和绿茶相比，英国人更喜欢喝红茶。而在众多红茶当中，武夷山的大红袍绝对是茶中极品。虽然英国人不知道中国茶的这些名字，但大红袍的香味和口感非常符合英国人的口味。

当时30克极品大红袍在英国能被卖到几千美元。它的价格真的比黄金还要贵。所以盗取极品红茶才是福钧的重点。这一次福钧雇佣了一个叫胡兴的人。胡兴的家乡就位于武夷山附近。在胡兴的带领下，福钧走了三个月终于抵达了武夷山。来到武夷山之后，他们两个人借宿在一家寺庙里。寺庙里的和尚除了正常修行之外，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打理茶园。

所以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福钧不仅吃喝住都在寺庙里，而且他还跟着小和尚学习如何制作红茶。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偷偷采集了上万颗茶种。寺庙方丈似乎看出了福钧的目的。在福钧离开武夷山的时候，方丈专门送了他几棵名贵茶树。

身为小偷的福钧第一次感到有一丝内疚。但内疚归内疚，茶种该偷还得偷。最后福钧把12000多颗茶种送上了货船。而这一次，东印度公司也吸取了经验教训。当茶种抵达喜马拉雅山麓的时候，它们几乎全都活了下来。

两个月后，福钧又带着6名制茶师抵达印度。在制茶师的帮助下，中国茶树在印度生根发芽。在接下来的20年中，英国人对中国茶树进行不断的杂交和培育。再加上英国工业化的优势。印度茶叶的产量逐年提高，价格逐渐减低。同时印度还产出了号称茶中香槟的大吉岭红茶。它在英国逐渐取代了大红袍的地位。

而正当英国人构建自己茶叶帝国的时候，清政府也在构建自己的植物帝国，这些植物就是罂粟。在福钧离开中国8年后，清政府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这意味着清政府正式承认了鸦片生产和贸易的合法化。霎时间，四川、云南、贵州、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份都开始种植罂粟。随着本土鸦片的产量逐年提高，进口鸦片几乎销声匿迹。

就这样，本土鸦片将进口鸦片踢出了中国市场。而印度茶叶则将中国茶叶踢出了全球市场。一个英国人用了三年时间，他彻底改变了世界茶叶的格局。它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我们被偷走的东西又何止是茶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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