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无线电总队专事通信，原有的侦察台及其职能被分离出来，划归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部情报科，这个科的科长是刚刚从上海进入苏区的曾希圣。

曾希圣与郭化若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生，此前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参谋部任谍报科科长，就是负责无线电侦察和联络。周恩来说过，搞情报工作，曾希圣可以称得上是“党内稀有的神人”，但这位“神人”走马上任后，还没等屁股坐热，就遇到了棘手的大难题，那就是情报突然失去来源，弄不到了。

说来也不奇怪，宁都起义，整个无线电管理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参加红军，：民党就是再傻，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自此，他们也开始加大保密力度，不仅严禁明语呼叫，而且不断更换新的密码，之后，还特聘国外专家为其电台密码进行重新编排。

红军原先除了明码外，就只掌握“壮密”，现在二者都不适用了，破译可就困难了。情报科的侦察台加班加点对敌台进行监听，但已很少能够破译敌人的电报，一段时间下来，那些抄收下来却不能破译的密码电报，在情报科里装满了几大筐。

以往，红军还可以通过抄报新闻，从中获得信息，以便作为反“围剿”和战役进行的情报依据，但国民党通过对历次“围剿”失利的检讨，也发现了新闻报道泄密的问题。自1932年起，国民党强化了对新闻报道的管制，从此，无论是从抄报新闻，还是从费尽周折搞来的报纸上，都很难获取情报了。

被挡于情报高墙之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1932年2月，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红5军团等部攻打赣州。情报科所监听到的电报，全是国民党刚刚加密的复杂电码，依据已有经验，根本就无从破解。没奈何，只能还按照传统手段，通过人力进行战场侦察，然而这种方式获取的情报，与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敌情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又不全面，无法反映不出当时敌人的重要动向。

就在攻城战斗进入到关键阶段后，敌军四个团的援兵突然开进城内，而红军对此却未能及时掌握，致使攻城部队受到内外夹击，最后不仅没能打下赣州，还蒙受了重大损失，仅红3军团就伤亡了3千多人，师长侯中英和400多名战士被俘（侯中英后在狱中牺牲）。

赣州之战，是继第三次反“围剿”中高兴圩血战后，红军损失最大的一次。彭德怀后来回顾自己的戎马一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他所打过的四个败仗，赣州之战列于首位。

赣州之败，固有战前中央过高估计红军实力，一味要求攻打中心城市，以及战时对战术的使用不当等因素，但无线电侦察基本失灵，无疑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曾希圣及其情报科所面临的困境由此被进一步凸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