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省江陵县三湖农场劳动锻炼，一杆子插到底，分到一分场第四生产队，刚去时，我和两位同学分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吃住。

此前，1967年春，我正在武汉大学“闹革命”“斗批改”时，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被派到湖北省麻城县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贫下中农。具体在哪一个公社，哪个生产队，记不清楚了。我和一位女同学被分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吃“派饭”。几十年后，有个问题一直没找到答案，知识青年包括我们这些“老五届”大学生和“老三届”中学生，到底应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是应该下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伟人说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一个动员，他还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反正，怎样说，我们跟着怎样干。说不清的答案不说了。说说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吃“派饭”的故事。我们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吃“派饭”，按规定，每顿饭交四两也许半斤粮票、一两毛钱。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上面说的数字应该八九不离十。一天两顿饭，两顿大米稀饭。一顿饭开在上午九十点钟，一顿饭开在下午三四点钟，一人只两碗，想再盛一碗，没有了。一盘炒萝卜块，一盘腌萝卜樱。房东不和我们一起吃饭，阴沉着脸把饭菜端上桌后走开了。房东到哪吃？吃两顿或三顿？吃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问过。原来傻，以为三湖贫下中农欢迎我们吃住在他们家里，以为麻城贫下中农欢迎我们去他们家吃“派饭”。后来明白了，人家不欢迎，很不欢迎。谁家愿意住进几个陌生人？谁家愿意给外人做饭？自家人还吃不饱呢！想想也是，我们下乡，不是解放初的土改工作队，为贫下中农分土地，分房子、分浮财。我们也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工作队，下乡“清”村干部，为贫下中农出出气，还要吃住在人家那里。至于搞宣传，没谁爱听耍嘴皮子。回首当年下乡吃“派饭”，饥一顿也好，饱一顿也罢，热脸迎也好，冷脸待也罢，“派饭”让我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知道农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历史的教训是，不要动不动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乌秧乌秧往农村送了，也不要动不动把这工作队、那工作团走马灯似往农村派。农村不是“收容站”，农民不是“杨白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