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邓小平和刘少奇的直接工作关系实际上并不多，直到1952年7月邓小平调往中央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后，两人的直接关系工作才逐渐多了起来。

在1966年的时候，一起“工作组事件”，更是将两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及罗瑞卿、杨尚昆等被停止了领导职务。

此后不久，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并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到处揪斗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甚至连一些党政机关也受到了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立即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学校去协助领导运动，争取让局势稳定下来。

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刘、邓二人却因此受到了冲击，工作组也被撤销。

到了10月初，社会上竟然出现了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此外，很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同年11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接见红卫兵大会，场面极其热闹。

在城楼的一角，因“工作组事件”而受到冲击，并逐渐边缘化的刘、邓二人，开始了寒暄。

刘少奇问邓小平：“小平同志，怎么样？”

邓小平微笑着说：“横直没事！”

刘少奇看到邓小平一脸轻松的神情说道：“没事，学习”。

但无奈造化弄人，谁曾想天安门城楼上两人的互相问候、加油打气，竟成了最后的告别。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不幸遇难，而此时的邓小平，正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6年10月后，一切重归平静，邓小平终于得以重回政治中心，主持中央的工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大批因特殊时期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很多领导干部得以官复原职。

而与此同时，很多同志也纷纷对刘少奇一案表示怀疑和不满，认为扣在他头上的“三顶帽子”是不可靠、不可信的，请求中央必须复查此案，为刘少奇同志还以清白。

当然，查清刘少奇一案，也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因为在中国人民心中，刘少奇同志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不可能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的。

尽管党内外的呼声很高，邓小平也非常想为这位曾经的老领导、老同志平反，但此案毕竟与众不同，它不仅是中央全会决议通过的，而且还有中央专案组提供的审查报告。

所以，此案若要重新审理的话，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不过，在1978年12月下旬的时候，此事却迎来了转机。

当时，邓小平收到了一封关于给刘少奇平反的信，邓小平看后，当即便在信上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

而也正是从此刻开始，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1979年2月22日的中纪委办公会议上，邓小平指示中纪委研究复查刘少奇案件，次日，陈云就此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指示：

“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4月18日，以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同志为主的8人“复查小组”正式成立，复查工作正式启动。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1月，复查小组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逐一否定了之前刘少奇同志被认定的一系列“错误”。

之后，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可以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

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刘少奇同志的平反决议到底该怎么写呢？

要知道，此案直接影响到了对“十年革命”的定性，以及伟人的声誉，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其造成的影响将很难估量。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在此期间，邓公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刘少奇，这样既能彻底了平反，也能承认他和其他同志一样，也有过错误并改正了，邓公说道：

“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之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是个党风问题。”

事实上，邓公的意思很明了，共产党人不怕犯错，更不惧怕改错，知错能改依然是好同志。

正式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2月29日，党中央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5月17日下午，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华国锋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在邓公的大力推动下，历史三年的平反工作，终于顺利结束，久悬在邓公心中的石头，此刻也终于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