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数十载痛心疾首的呼吁，都不如一个夏天的高温所带来的感受更真实：全球同热，考拉在火光中尖叫着惨死于森林之中。

不过正如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所说的那样，既然改变已经发生，我们也要努力逐一适应气候变化的这些影响。

邹骥曾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谈判代表团代表。在他看来，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水资源分布紊乱、农业减产、生物多样性受损、海平面上升、基础设施建设和人体健康等六方面，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很大，要全球共同行动，并且要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才能见效”。

而针对今夏突出的缺电问题，他解释道，“我们并不是缺电量，而是缺电力。”

“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集中用电，机组就显得不够用了，但并不是一年到头总不够用，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电站机组的利用率只有70%（据如下数据：4000/5500），即一般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年利用小时数设计上为每年5500小时，但实际平均利用小时数约为4000小时，有1500小时是闲置的。”他称。

针对储能，邹骥提出，中国的一个资源优势就是星罗棋布的水库，因此我国拥有大力发展抽水蓄能的优势，在很多地区还有发展风光水多能互补的条件，同时开发小时级化学储能和季节级的蓄能与调能措施，并应重视加强输配电网的电力调配功能，再配合用电侧的响应调节，全系统的电量和电力平衡大有潜力。

邹骥：气候变化的影响短期内很难显现，但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下将较明显。总体而言，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气候变化后，水资源的分布变得紊乱，常下雨的时段和地区都发生了变化。人类从农业社会以来根据水资源的分布而聚居，这样一来，可能会造成大尺度的人口地理分布的改变。

第二，由于水资源的变化，农业的产量和质量将受到影响。如果农业减产，会出现粮食危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非洲等贫穷的发展中地区，粮食基础薄弱，很容易出现饥荒。第三和第四是生物多样性以及海平面的变化。

第五则是对基础设施的影响。比如公路修建的成本会发生变化。青藏铁路的修建就大量基于冻土之上，如果温度上升半摄氏度，冻土的松软程度就不一样了，地基的坚固程度也不一样，施工标准和成本也就不一样。

第六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果平均气温呈上升态势，特别是在夏季，固热时间延长，很多脆弱人群可能就会大大受到干扰。

总而言之，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广泛。既然改变已经发生，我们就要努力逐一适应气候变化的这些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减缓”措施，比如《巴黎协定》提出了1.5摄氏度温控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很大，要全球共同行动，并且要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才能见效。

第一财经：电力安全、电力低成本和电力清洁性之间，是不是构成了“不可能的三角”，可否同时实现?

邹骥：首先，可再生能源内部要实现平衡。比如能源互补，协调风能、光能、水能，这将平抑很大一部分缺水、缺风或缺太阳时带来的能源供应间歇性波动。对于夏季存在的季节性用电高峰和昼夜、有风无风带来的供电间歇性短期波动以及用电侧负荷高峰的季节与昼夜波动，可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市场机制，配套发展，系统性地建立互补体系，缓解矛盾。

此外，我们并不是缺电量，而是缺电力。当炎热的夏天民众集中用电，机组就力不从心，但这并非一年中的常态。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电站机组的利用率可能只有70%左右。我国火电机组的平均发电时间设计上是每年5500小时，但真正实现的只有4000小时。

所以，储能也是一大重要措施。无论是按小时还是按季节，我们都可以在能源富裕时将其储存起来，在尖峰时刻放出。现在，中国主流的储能措施还是抽水蓄能，并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小时级和季节级的蓄能措施也都在开发之中，但投资和运营成本要考虑分摊机制。

发展储能的同时还应重视发展电网的输配调配能力。从硬件上说，我们的输电网和配电网还有薄弱环节，比如在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重点地区“电荒”现象频仍，恰是因为这一带用电需求比较旺盛，但电源还不丰富，电网不发达。在缺电期间，即使其他地区想要调配电力，其接收能力也有问题。因此，我们的电网应修得更强大、更四通八达、更智慧。从软件上说，经过投资和技术进步，我们可以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情况下，利用智慧电网技术和市场机制调节供求的不平衡。

当然，这些问题都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解决，我们要有一个过渡性计划，先立后破，“立”的是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还有分布式电网，“破”的是逐渐淘汰煤电。这种大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不要为短时的偶然因素，放弃投资和研发的方向。来源：第一财经，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