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中崛起、云贵分家，云南省是如何成型的？

中国的空间治理格局存在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即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呈现出高度重合的态势。当我们审视中国版图时，会发现民族自治区构成了我国内陆边境的 “C” 型屏障格局，然而其中存在两个例外，分别是东三省和云南。东三省并非民族地区，这是由于清朝时期的 “从龙入关” 以及清末的 “闯关东” 两次大规模人口迁徙，使得这片区域的人口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 “大换血” 。

而云南的情况较为特殊，它更像是一个披着省份外衣的准自治区。在云南全省的八十八个州中，自治州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八个地级市下辖的七十一个县级单位里，有二十个自治县，占比达到了三成，整体自治含量超过六成。云南省之所以形成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是因其自身地形呈现割裂状态，尽管民族众多，但并没有分布于全省且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少数民族。倘若云南要设立自治区，或许只能被称为云南各族自治区。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云南作为我国第一批行省所具有的历史惯性。

云南自治区版图

本文我们将一同复盘云南省的成型历程。故事需从省级单位开始出现的元朝讲起。元朝在先后灭掉西夏、西辽和金之后，与南宋进入了隔江对峙的局面。南宋以长江为依托，依据 “守上游以固下游，守淮汉以蔽长江” 的防御方针，在四川、荆楚、两淮这三大战区重点设防。蒙古铁骑虽然在战斗力上冠绝天下，但其水军力量稀少，长江天险并非轻易能够跨越。因此，在蒙哥汗即位后，制定了一个奇招 ——“大迂回” 战略方案，该方案由当时还是亲王的忽必烈负责操刀执行。忽必烈率领十万人马从蒙古草原出发，经过萧关，翻越陇山，抵达临洮。随后，他们绕开南宋的三大防区，沿着更西边的横断山区的河谷一路南下，直插当时的大理国。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成功拿下了大理全境。这一次军事行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加强了云南的地缘战略地位。

忽必烈攻大理之战

这一次军事行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加强了云南的地缘战略地位。因为人们发现，通过横断山区，能够绕开四川盆地以东的中原王朝核心统治区，直接实现西北与西南地区的互联。这条如今被称为 “藏彝走廊” 的横断山区南北向通道，后来又两次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兵败隐恨于此；另一次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成功地通过这条走廊，绕过了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顺利到达陕北，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此外，我们需要留意这一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云南是未来的元世祖忽必烈第一个亲手拿下的长江以南的板块。人们常说，第一个往往会有着特殊的感情，元世祖忽必烈也不例外，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云南的偏爱。在派出自己的儿子去镇守云南时，他曾说过 “大理为镇守之地，朕深爱其土。若非现居汗位，将与彼分地而治”，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己不是成为了大汗，只是个普通的诸侯王，那么云南将会是他的封地，他希望儿子前去能好好替他管理。正是因为有了开国皇帝的这份偏爱，元朝一朝都对云南极为重视，后世对云南的很多统治基础和政策都是在元朝时期奠定的。同样也是在元世祖的亲自关照下，云南得以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身份，开启了独立建省的先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批十一个省份之一。

当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众多且分布较为分散，在省份之下仍然存在不少的土官自治区域。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被元朝灭国的大理国，其残余势力并没有完全失势，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大理总管，辅助元朝管理整个云南。但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云南的管控，元朝又派出了代表皇权的蒙古宗亲前往镇守，并设置了宣慰司、宣抚司等官僚机构，从而形成了皇亲官僚代表的中央权力和土司代表的区域自治权力相互交错的复式管理结构。这种管理结构已然具备了如今云南省的雏形，此后，云南就一直以省份的建制存在，延续至今。

让我们探讨一下云南省的管辖范围。提及云南，就不得不提及四川。如果说云南在元朝是备受宠爱的 “香饽饽”，那么四川在元朝则是一块难啃的 “硬骨头”。与忽必烈顺利拿下大理不同，元朝在四川的作战过程困难重重。尤其是钓鱼城，这座城池凭借顽强的抵抗，拖住了元朝军队长达五十年之久，甚至连蒙哥汗也在此役中丧生。再加上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四川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可谓戒心深重。于是，四川的职能发生了转变，从以往朝代连接川、滇、藏的重要通道，转变为被滇、藏反制的区域。

钓鱼城

这种转变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就是元朝按照 “犬牙交错” 的原则，对南宋时期的川辖四路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经过调整，四川行省成为了史上面积最小的一版四川版图。而云南则从四川手中分到了昭通、威宁一带以及安顺地区。虽然分给云南的地盘并不多，但却十分讲究，这两块区域都是位于云南与外界联系的新通道上的城市。

元朝相较于以往的大一统王朝，最大的格局变化在于政治中心由关中地区迁移到了北京，经济中心则位于江南地区。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元朝开展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基建工程 —— 将隋唐大运河进行裁弯取直。经过改造，江南地区的物资运输不再绕道开封、洛阳这些传统古都，而是一路向北，直接与北京相连。运河与长江相互连通，构成了元明清三朝最为核心的经济轴线。

京杭大运河

同时，出于对云南的重视，元朝将云南的对外交通线路进行了优化，以匹配新的格局。在历史早期，云南主要是通过四川与外界进行联系。然而，随着四川在元朝地位的变化以及政治中心不再位于北方的关中地区，云南与正北方向的联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此时连通江南和北京这两个新的中心成为了关键。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向东经湖广地区联系江南，然后接入运河这一全国主轴线体系，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所以，元朝为云南量身打造了一条新的通道，我们姑且将这条路称为 “入湖广道”。这条路从昆明出发，一路向东，经过曲靖、安顺，到达一个重要节点 —— 贵阳。然后继续向东，经过凯里、镇远，进入今天的湖南境内，再经芷江到达沅陵。最后，由沅陵过洞庭湖，接入长江，汇入全国大通道。这条新路开辟之后，迅速成为了云南最核心的对外通道。此时，云南的资源天赋开始逐渐得到发掘，铜矿、银矿等资源陆续被开采。但由于这段路主要以陆路交通为主，对于那些大宗商品而言，走陆路运输存在运量有限的问题。

于是，元朝又开辟了一条水陆连运的货运线路。这条线路是在前朝主要交通线石门关道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的。同样从昆明出发，到威宁这段基本与石门关道一致，之后线路发生变化，不再拐向昭通，而是北上经过毕节，过赤水河到达四川叙永。从叙永可以走永宁河道到达泸州，进而进入长江主航道。我们将这条线路称为 “乌沙道”。“乌沙道” 主要负责运输军用物资等重型货物，是一条货运通道；而 “入湖广道” 则以官军通行、民间商贸、朝贡使团往来和轻货运输为主，是一条客运通道。这两条道路在曲靖交汇，曲靖也因此成为了云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即便在如今，曲靖仍是云南的第二大城市。

昆明则因为其比大理更靠东的区位优势，取代大理成为云南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不过，大理也并未因此而迅速衰退，它仍然作为滇西的中心城市，并且凭借丰富的金银铜等矿产资源，摇身一变成为了主产这些矿产的资源地区。由于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云南在这个时期迎来了较大的发展，金银的客税一度位居全国首位，云南也算是正式接入了全国的经济体系之中，内部处于历史上的发展黄金期。与此同时，云南也开始有了进行省际博弈、优化自身格局的意识。它与四川、湖广之间博弈的交点，就是当时被称为顺元城的贵阳。当时的贵阳不仅是 “入湖广道” 的核心城市，同时还有一条南北联通重庆和广西的道路，是川、滇、湖广三省的十字路口和咽喉之地，因此，三省对贵阳的管辖之争贯穿了整个元朝，直到明朝才得以解决。

明朝攻打云南的过程可谓高开低走。起初，明军的占领行动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后来云南本土民族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使得明军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平定云南，这一过程远比当年元世祖拿下大理要坎坷得多。基于这样的情况，朱元璋对云南形成了 “易攻难守” 的定位。针对这一定位，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其一，他以军事力量镇守云南，开启了云南的卫所时代；其二，恢复了前朝 “以川至滇” 的方针，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后来滇东北的划出；其三，加强对核心交通线的管控，在交通线上推行卫所制度，也就是实行世袭制的军事屯田。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云南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移民。

明初，云南总共约有四百万人口，而移民而来的军士及其家属就占了七八十万，占到了云南总人口的两成左右。他们主要分布在入湖广道沿线的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以及交通线上的核心城市临安和茶马古道滇藏线的集散地鹤庆等地，这些地区也成为了明朝云南最为发达的区域。此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同样位于交通干线上的威宁、安顺，在这段时间似乎也应该有所发展。实际上，它们确实也是重点区域，但此时它们已经不属于云南了。明朝时期，四川的实力有所恢复，当时梁山地区的彝族频繁发动异动，需要加强管控。而隔壁的滇东北，包括昭通、威宁，既是重要的通道，又是矿区，需要加大开发力度。在 “以川至滇” 的大趋势下，明朝政府经过权衡，干脆将滇东北整体打包划给了四川的凉山州，自此，滇东北进入了四川的版图。

而昭通会在下一个阶段，因为改土归流的政策又回归云南。东边安顺的划出则更为简单直接，由于 “入湖广道” 这条交通线极其重要，并且云南、四川、湖广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纠葛复杂，明朝政府经过综合考虑，干脆以贵阳为省会，直接独立设置了贵州省。安顺因为离贵阳最近，自然而然地也被一并划走。于是，明朝时期云南的东北方向版图就缩水了一圈。这还只是内部的变动，而在西边，由于明朝万历年后国事逐渐衰微，边境地区受到缅甸东吁王朝的侵扰，边疆土司属地被蚕食了大片，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清朝对云南的经营与前朝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彻底将云南纳入全国的分工体系来进行考量。在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云南在全国的最大定位是成为全国的 “印钞机” 和承接超生人口的重要区域。清朝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矿产资源收归国有，并进行有计划地开发。对于内地的矿产资源，大多采取封禁措施，不允许随意开采，而云南由于铜、银储量丰富，尤其是铜的品相比较高，成为了官方唯一指定的铸币原料集中供应商，其年产铜量超过一千万斤。在开辟日本铜矿之前，云南一直是全国的铜币印钞基地。

另一方面，康乾雍三朝时期，由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迎来了历史上的一次指数级大爆发。到了道光年间，全国人口已经增长到四亿左右。这样一来，东部地区人地关系紧张，大量流民为了讨生活，自发地向边疆地区迁徙。清政府对此基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云南地方政府则采取了免税、给牛给田等人口引进策略，吸引了大批内地流民前来垦荒。在这一波移民潮的推动下，云南人口在清末时达到了一千二百五十万，在全国的占比与今天基本一致。

然而，无论是将云南的铜矿安全地运出去，还是保障流民安全地进入云南，都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要经过土司的领地。当时，部分土司统治下的地区存在 “不耕作，专以截杀为生” 的情况，边民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士气低落。这样一来，云南的大开发和人口涌入的需求与土司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可调和，而改土归流就只差一个合适的契机。很快，这个契机就出现了。

雍正年间，清政府要对西北方向的准噶尔部发动反攻。为了防止出现准噶尔部与西南土司联合，形成西南、西北一线合流的不利局面，雍正皇帝采取了 “攘外必先安内” 的措施，以澜沧江为界，提出了 “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的要求，并由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澜沧江以东地区的改土归流工作。鄂尔泰极具政治手段，他选择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区作为突破口。我们都知道，一般省界地区往往容易形成 “三不管” 的局面，鄂尔泰的这一选择可以说是深思熟虑、滴水不漏。

不过，从他后续的操作来看，很有可能存在 “夹带私货” 的情况。此后，他频繁上书汇报改流思路，提出的首要策略居然是要将明朝划给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重新划回云南。他给出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他指出这几个地方离成都太远，而与云南的地缘关系更为紧密。例如，去年冬天乌蒙土司攻打东川时，云南的军队已经前去将其打退，而四川的命令才刚刚到达这片区域，云南军队有能力治理该地区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四川有管理的权力却无法实际有效治理，因此将这几个地方划给云南更便于统一组织改土归流工作，能够避免出现跨省的矛盾。

随后，在雍正皇帝、鄂尔泰以及四川总督岳钟琪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最终的结果是鄂尔泰达成了自己的心愿。他在完成改土归流任务的同时，顺便把滇东北区域又从四川手里拿了回来。至此，云南的内界基本成型。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周边国家纷纷沦为英法的殖民地，云南的地缘关系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了法国环北部湾地缘战略和英国两江一洋战略的交汇点。英法两国在云南的地缘政治角逐成为了影响云南发展的首要因素，云南的外界范围也初步在这个时期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