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就要开会了，我们聊一聊改革。

中国历代的改革与变法，究其本质内核，都是税改。

政府通过税收的优惠与歧视，调整国家的产业结构，最终改变统治阶级的构成。

我泱泱中国几千年历史，对此，有太多的案例可以比较与回顾。

譬如商鞅变法，本质是通过对新兴的商业征重税，对传统的农业减税，以推动秦国民众更多的去从事农业，吸引六国的流民移民去秦国。

庞大的农业人口，可以为秦国提供庞大的兵源和军粮，有利于秦国不断扩张的军事霸权，推动秦国的贵族阶级转职为军事贵族（寡头）。

而管仲变法，本质是通过对传统的农业征重税，对新兴的商业减税，以推动齐国更多的民众从事商业与服务业，吸引六国的资本流动至齐国。

庞大的商业与服务业人口，可以为齐国建立庞大的贸易路线，有利于齐国不断扩张的经济霸权，推动齐国的贵族阶级转职为门阀贵族（资本家）。

用孟子的话说，王者以德、霸者以力，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和商鞅，为我们开创了两条改革的道路。

后世的历次改革，或者说是变法，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道路做加减和调整，譬如：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发展传统农业，对新的商业征重税，抑制北宋资本的无序扩张。

明朝张居正变法的本质是发展新兴商业，对旧的农业征重税，打击明朝地主隐瞒的土地。

甚至同样是兴修水利，王安石的重心是开垦荒地，搞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张居正的重心是疏通航道，降低物流成本，搞大明统一大市场。

做法的不同，是阶级利益的不同。

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后，都会对其他的阶级进行打压，迫使其放弃大量的利益，使得国库变得愈发充盈。

譬如王安石的青苗法，是把资本家的放贷的收益强行收回给大宋朝廷，而张居正的一条鞭，则是把地主盘剥农业的收益收回给了大明王朝。

这就是后世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实质必然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而改革的路线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看的是未来能否坚持下去，最终完成统治阶级的更新换代。

按照王安石的路线走下去，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北宋可能会变成一个军事帝国，跟北方的辽夏金元掰一掰手腕，看谁才是铁血的东亚霸主。

按照张居正的路线走下去，鼓励资本萌芽的明朝可能会变成全球的贸易中心，跟西班牙和大英、法国争夺谁才是那个伟大的日不落帝国。

只不过，触碰利益比触碰灵魂更难，他们的改革都戛然而止，没有给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而我辈即将有幸见证历史，见证这一次重大的历史改革，

那么，政事堂的读者们是喜欢更多看到王安石/商鞅的霸道，还是张居正/管仲的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