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案作者：故城浪子
更多免费、劲爆时政、历史内容，在公众号“张五笙talk历史”中均有呈现
毛主席关于战争问题，曾经指出“战争历史中有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性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注全局的重要性。
太平天国后期，以李秀成为首的一批将领曾经挑起了一场围绕是否向长江下游的苏、浙、沪进军问题的激烈争论。
这一争论实际上是太平天国内部政治上分歧的反映以及来到现实以后的生动映衬。它对太平天国后期战局的发展和最后的失败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太平天国后期关于要不要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的这场战略争论，就是关于战争中全局和局部关系的争论。
李秀成错误地主张并实行向苏、沪、浙地区进军而遭失败，就是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一个事例。
他在苏、浙地区的许多局部性胜仗，都被最后天京沦陷这一关系到全局的失败所勾销不但苏、浙没有保证，就是太平天国的整个革命成果也都丢失一了。
本来，太平天国在要不要间长江下游的苏、沪、浙进军问题上，是有一套明确的方针的。
当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攻克南京建都为天京后，讨论未来的战略方向时，洪秀全、杨秀清正确地作出了东守西攻北伐的战略决策，即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皇朝，以后再同帝国主义算帐。
当时，太平军连破武汉、安庆、南京，整个苏南在动荡，上海又有小刀会起义，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
如果乘胜东下，夺取苏州、上海、浙江，是有完全获胜的可能性的可是，这在战略上却是不可取的。
因为如果东征，就很有可能与根据《南京条约》而在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开埠驻军的帝国主义发生正面冲突，从而面临内外两面受敌、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被帝国主义从东线拖住手足，影响整个作战部署。
当时，满清政府的一些官僚，一心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并在上海等地大肆制造太平军东下上海的谣言，挑拨外国人出兵干涉。
太平军如果东攻苏、沪、浙，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
东王杨秀清于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攻克南京后的第九天在亲率大军东下，不战而下镇江、扬川以后，清醒地估计了这一胜利情形中的潜在危险。
随即决定停止进军，并命小刀会刘丽川放弃上海，率部同镇江方向突困在安排统一了镇江、扬州的防守力量后，即率主力返回天京从天京派部队北伐、西征这里在战略指挥上仍然力量分散，致遭失败，当另外叙述。
这些措施，使帝国主义抓不住出兵干涉的借口，太平军暂时消除了后顾之忧和两面作战的危险，得以全力向满清统治阶级发动进攻。
东王杨秀清在一八五六年死于“天京事变”后，天王洪秀全仍坚持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但是，李秀成破坏了这一战略方针，招致了致命的后果。李秀成，是一八五六年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政变杀死东王杨秀清、石达开走上分裂主义道路率部脱离太平天国后。
“朝中无将，国中无人”，李秀成是继陈玉成之后，由洪秀全提拔起来的一个有相当军事指挥才能的将领。
开始时他在皖北作战，当陈玉成的副手。两人同心合力，联合作战，打了许多胜仗，对稳定岌岌可危的太平天国革命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一八八六年五月六日，他又与陈玉成合力破清江南大营，六解天京之围，并乘胜追击，至丹阳，击毙敌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梁，逼敌江南大营最高统帅钦差大臣和春逃至苏南浒璧关，羞忿畏惧自杀。
和春和张国梁在当时清军中号称名将，都是自金田起义后就在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一直与太平军作战的清军主力，既狡猾顽固，又有作战经验，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现在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不但解除了天京之围，而且在太平军和清军双方力量对比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太平军乘机歼灭从上游来的曾国藩地主武装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曾国藩正在皖南，其弟曾国荃在皖北，两人向天京开展钳形攻势。
尤其是曾国荃，率湘军主力，正在围攻天京门户安庆，已对天京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解除安庆之围，击破湘军的进攻，对太平天国革命来说，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大事。
然而，李秀成恰恰在这一紧要关头迷失了方向。他不但没有充分利用六解天京之围歼灭和春这一有利形势，并在大捷面前挑起了战略上的分歧。
据洪仁开《自述》中记载，在天京解围后的第五天，众将领登朝祝捷，
“聚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闽、浙，独忠王从吾议云‘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
一侯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郸、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们有，则根本可久大矣。夕乃蒙旨准，即依议发兵，决为得手。
及取苏、杭等郡县后，英王如议取郸、黄，忠王由吉安府烧取兴郭州。殊忠王惮于水势稍涨，即撤兵下取浙江。
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于解救安省，遂失前议大局之计。”洪仁开自述这就是天京大捷后战略分歧的由来。
陈玉成主攻上游，洪住开、李秀成、李世贤主取下游。据李秀成《自述》说，天王洪秀全最后决定东下只到苏州而止。“天王严诏下颁，令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限我一月肃清回奏。”
这说明，洪秀全坚决反对向上海、杭州进军，规定了战役的目的是追歼敌人残军，界限至常州，最多不超过苏州而止，时间一个月，而后回军赴上游迎击曾国藩地主武装，集中两大主力扫北。但这受到李秀成的抵制。
一八六年六月二日，陈玉戍配合李秀成攻克苏州后，立即遵照天王的旨意率部返回天京，赴上游安徽作战而李秀成则迷恋苏、浙繁华之地，违背天王的“严诏”和自己曾经表示过的赴上游作战的诺言，越过天王规定的战略界线，冒然于八月十九日进攻上海。
由于帝国主义洋枪队的干涉，土匪没有攻克，反而引起了对外战争，从此开始了太平天国历史上对内对外同时作战和东线西线两面受敌的不利时期。
尽管太平军的勇士们打了许多胜仗，给予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扫‘击，无法消灭或赶走侵略者，而不得不撤军。一八六二年太平军再次进攻上海，再次受挫后撤。
由于帝国主义和满清反动派互相勾结，太平天国两大主力之一的李秀成部被牢牢缚在东线，脱不出身来，致使天京大捷后刚刚夺得的主动权迅速丢失，再也无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直至灭亡。
遵王赖文光在其《自述》中愤怒地指斥李秀成说“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洪仁开也说“现在说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自我军两位勇敢王爵英王翼王死后，我军确受重大损失，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
当时在太平天国内部，已清楚认识到了李秀成轻率地进攻上海的错误的严重性，本来天京大捷后，原定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追歼和春、张国梁残部。
从五月六日大捷到六月二日占领苏州，时间不到一月。这说明洪秀全批准“一个月肃清回奏”的战役计划是有根据的，准确的。
如果能够按照原定的“扫北”计划，乘天京大捷的声威，回军上游，迎击正在顺江而下的曾国藩军，是有可能将其击破的。
但由于李秀成拒不执行回师上游的诏命，冒然越过苏州，去攻上海、松江、嘉兴，致使计划无法实现，贻误了战机并使曾国藩得以从容部署，继续进军皖南和围攻安庆，威胁天京。
直到一八六年冬，因为洪秀全一再催逼，李秀成不得已才向上游进军，但仍然是三心二意，并没有真正打算去和陈玉成协同迎击曾国藩军，所以这次战役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原来计划规定，陈玉成在长江北岸，李秀成在长江南岸，同时向上游发动钳形攻势，夺取武汉，对围攻安庆的曾国荃军实行战略大包围，再回头合力聚歼这股敌人，彻底解除来自上游对天京的威胁。
这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战略大迁回计划。当时鄂南地区正有几支起义部队在活动，进军的条件是有利的，胜利是可能的。
这也是太平军最后一次变被动为主动的机会。可是因为战略思想的分歧，李秀成在胜利的形势下低估了来自上游的危险，再三抗拒洪秀全要他“扫北”的诏命，拒不执行集中主力迎击上游敌人的战略部署。
直到他听说湖北到了一支从石达开那里分出来的部队，又有湖北江西边境起义部队的代表四十多人到苏州请他去收编时，他才带少量部队奔赴上游但仍把主力部队留在苏、浙战场。
洪秀全看出李秀成并不是到上游打仗，而是去招兵，对他严词申斥，坚决要他带主力“扫北”。可是李秀成一意孤行，不管“我主盛怒，责罚难堪”，仍向天王“具木奏复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因。
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当时的争论是很激烈的，不管洪秀全如何盛怒，但李秀成抱定一个宗旨“管主从与不从”，只行“逆主之命”。
从这里可清楚地看到，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这场有关“扫北”的战略争论中，李秀成持的是什么态度了。
向长江上游的进军，由于李秀成并不是率领主力去寻歼曾国藩的，所以一路间道前进。在经过皖南祁门附近的洋栈岭时，清军一片‘京慌，据传曾国藩在祁门已经写好了遗嘱等死，不料李秀成却不战而过。
后来，李秀成被俘后曾特地向曾国藩解释这次事件说“我非是欲事此处，实上湖北招兵”。李秀成到了湖北南部，陈玉成在北岸到达湖北郸州一带，两军南北呼应，威胁武汉，敌人已经准备逃跑。
可是，李秀成招齐了二十多万人马后，突然后撤，置在江北孤军苦战的陈玉成于不顾，得意洋洋地掉头东去打浙江去了。
据曾国藩说，李秀成这次招兵“是忠酋生平最快意之事。”。
这时洪仁开，已经认识到自己当初议攻上海的错误，写信给李秀成说“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江南……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
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浙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凉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
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
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闻也。”可是，李秀成执迷不悟，并用两面手法答复洪仁环说“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
同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原主意，“快意”地经营其苏、浙地盘，以为“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是，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快意”当中隐伏着“不快意”。
李秀成东攻苏、浙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安庆的保卫战，除陈玉成率孤军从江北岸的郸州一带撤军救安庆外，只有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和章王林绍章应天王之诏驰救安庆，但终因军力单薄，没有成功。
自一八六一年九月三日失去安庆后，一八六二年五月陈玉成在安徽寿州被叛徒苗沛霖出卖牺牲，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天京失陷，李秀成自己也被俘身亡。
前后短短不过三年的时间，经历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大悲剧其原因就是因为李秀成破坏了救安庆扫北的战略计划。干王洪仁歼在《自述》中沉痛地说“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
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李秀成在江苏、浙江一带一心经营他的“王国”。在那战火纷飞、硝烟漫漫的战争岁月，他在苏州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忠王府。他的部下也学样大修王府。
他已“部辖百万众”，但不满足，仍到处招兵买马。一八六二年天王把他的部属陈坤书封为护王以后，李秀成对此心存怨恨，认为这是天王“分制我势”。一八六一年，洪秀全下令实行统一军令的“改政”，严厉地提出“何人敢称自兵者，五马分尸”同上。
各部太平军都服从天王的诏旨，唯独李秀成和他的堂弟李世贤抗拒“那时人人尊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者也。”
可以看出，在太平天国后期，内部对攻上游为主还是取下游为主这一战略分歧，已经发展到了政治上分庭抗礼的地步了。
若不是大敌当前，恐怕他们早已分道扬镰了。李秀成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那支庞大的军队，在苏、浙繁华之地，很快腐化变质，士气低落，纷纷叛变。
如一八六一年七月他在湖北收编的石达开旧属童容海，仅过一年，即于一八六二年七月十六日在皖南广德率几万入叛变投清。
又隔一年多，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在苏州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二一卜万人的大叛乱。苏州叛乱的经过是这样李秀成派其两个得力助手慕王谭绍光和纳王部永宽驻守苏州，作为他在东战场抵抗清军李鸿章和帝国主义洋枪队的主力。
纳王部永宽串通另外五个王和五个天将，暗中与清军和洋枪队勾结，策划献城叛变。李秀成事前早有所闻“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虽悉其所为，我亦不罪。”
李秀成不但不采取措施防止叛变，还对这些人说“此事由尔”。坚决反对投降的守城主帅慕王谭绍光不知此中内幕。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中午，慕王照常召集诸将至他的府中开军事会议。
大叛徒都永宽伙同康王汪安钧，刺杀了慕王，随即打开城门，放清军入城，并胁迫城内守军二十万人向李鸿章和戈登的洋枪队投降。占军入城以后，立即撕毁’一。反徒们疯狂屠杀俘虏，连都水宽等十一个版徒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耻下场。
经过这次大叛乱，李秀成的嫡系精华部队丧失殆尽。李秀成的另一亲信大将陈炳文，也在浙江海宁一带，率九万余人向清王朝浙江提督鲍超投降了。
总之，李秀成打过许多胜仗，特别当他和陈玉成协同作战时，从皖北诸战役到天京大战，连连皆胜，这都是在总的战略指导下打的，对大局起了积极作用。
但自一八六年五月天京大捷后，他在苏、浙战场的活动，脱离了总的战略指导，一再违背天王旨意，步调不一致，战局急转直下。
从一八六年五月六日踏破江南大营六解天京之围的空前大捷，到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天京沦陷，不过四年另两个半月的时间，太平军几乎全局瓦解了天京快要陷落的时候李秀成虽曾北伐，但已无陈玉成的配合，少数孤军，已无能为力。
我们从李秀成与洪秀全、陈玉成之间发生的战略分歧中，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可以更好地评价李秀成。至于活跃在苏、沪、浙战场上的无数太平军英雄战士，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后代人讴歌唱赞的。
由于他们在错误的战略指导下打仗，才把汇成江河的血汗，白自付之东流，这些英烈若在黄泉有灵，也会象遵王赖文光那样含忿唱叹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期的这段战略争论。
有力地证明小局服从大局者胜，小局离开大局者必败李秀成在后期的军事指挥，偏离了大局，不服从统一指挥，所以才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