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的一场官司，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对溥公堂的双方，一方是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后人，是原告；另一方面是毛主席长子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是被告。
这起案件的起因，是刘思齐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遭遇，可能无意间有损董健吾的形象。
刘思齐在演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除了给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与偷东西，三毛的其他经历两人都经历过了。
从刘思齐整个演讲的语气来看，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的整整五年，吃了不少苦，直到被中央特科找到并送去苏联，这一切似乎跟董健吾没什么关系。
可事实上，对于毛岸英兄弟，董健吾是出了很大的力的，不但收养了毛岸英兄弟，还是送毛岸英兄弟去苏联的关键人物。
因为这一缘故，董健吾的两个儿子董龙飞与董闯有点接受不了，似乎是董健吾没有照顾好毛岸英兄弟，往大了说，是对革命后代的不重视，他们当然无法接受。
当时，董龙飞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求刘思齐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不过后来双方私下里达成和解，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
那么，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遭遇究竟如何，他们是如何去苏联的，董健吾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一、毛岸英兄弟流落上海
1930年1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开慧惨遭反动军阀逮捕，她与毛主席所生的儿子毛岸英也一同被捕，毛岸英当时只有8岁。
后来，经我党地下组织的努力，毛岸英被保释出狱，被送回外祖母家中，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一起生活。
1931年，由于形势急剧恶化，毛岸英兄弟三人有生命危险，于是在外婆和舅妈的帮助下，三人被送到上海，起初住在叔叔毛泽民处，后来送到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的园长是董健吾，该园创建于1930年，是董健吾受周恩来委托，在上海法租界建立的一家专门收养革命子女的地方，由革命互济会出资。
董健吾这个人不简单，他虽然是一名牧师，却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优秀工作者，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央特科，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人脉广泛，在上海很有名。
为了保护大同幼稚园的安全，董健吾请宋庆龄题写匾额，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园名。
当时，在大同幼稚园待过的个革命子女不少，除了毛岸英兄弟三人外，还有蔡和森烈士之子蔡转，挥代英烈士之子恽希仲，彭湃烈士之子彭阿森，李立三的女儿等30余人。
毛岸英兄弟三人来到大同幼稚园后不久，毛岸龙就因病去世了，不久后又发生了顾顺章叛变革命之事，为了保护革命子女的安全，董健吾关停了大同幼稚园，许多孩子被分流安置，毛岸英和毛岸青则被他带回家中抚养，分别化名为“杨永福”、“杨永寿”。
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事，或许是刘思齐对董健吾不满，从而对董健吾有意见的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住了两年，由于得到了中央的资助，所以二人的生活还比较安稳。
但是，到了1933年的时候，由于党中央撤离上海前往瑞金，对董健吾家的资助就断了，导致董健吾家出现了困难。
最艰难的时候，董健吾家吃饭都是问题，他的原配妻子对毛岸英兄弟的态度开始变坏，最后竟然背着董健吾，将毛岸英兄弟给赶出了家门。
后来，毛岸英兄弟就开始在上海流浪，为了活下去，两人捡过垃圾、要过饭、卖过报纸，还卖过苦力，就像刘思齐所说，除了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之外，跟三毛没什么区别。
但是，毛岸英兄弟只流浪了两年不到，并不是刘思齐所说的五年，而董健吾也不是没管，他一直在寻找毛岸英兄弟。
原来，董健吾得知妻子将毛岸英兄弟赶出家门后，气得直跺脚，对妻子大骂了一顿，后来还跟妻子离了婚。
为了寻找毛岸英兄弟，董健吾花了不少力气，为此他还请求中央特科出动，最终成功找到了毛岸英兄弟，并继续抚养，时间大约在1935年前后。
可见，毛岸英兄弟能在上海存活下来，董健吾是居功至伟的，他之所以如此，并不单单因为毛岸英兄弟是毛主席的儿子，主要是因为他的信仰和对革命的忠诚而促使他这么做了，并且他身上背负的牧师头衔，也不允许他见死不救。
董健吾找到毛岸英兄弟后，将他们当自己的亲儿子养，并且他还积极为毛岸英兄弟谋求出路。
二、董健吾与张学良得交往
董健吾虽然找到了毛岸英兄弟，但上海的局势并不好，如果不将孩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保不齐还会出什么事。
为此，董健吾决定将毛岸英兄弟及自己的孩子送去苏联，因为当时很多革命子女都被送到苏联去生活、学习，但是他办不到这件事，只能寻找他人的帮助。
最终，帮董健吾办成这件事的，竟然是国民党阵营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1935年说起，这一年全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浪潮，我党多次派人与国民党联系合作事宜，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将领支持国共合作，并秘密与我党取得联系。
这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人是张学良，他虽然是国民党阵营，却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此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指示消极应对，并试图与八路军秘密建立了联系。
由于形势所迫，蒋介石也开始设法建立与我党联络的通道，这个任务被他交给宋子文。
宋子文与我党素无往来，因此感到为难，为此他找到二姐宋庆龄商议对策，宋庆龄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找董健吾帮忙。
后来，宋子文找到董健吾，董健吾大喜过望，当即答应下来。
两人商定，董健吾乘火车先抵达西安，在西安去延安，这么做既可以节约时间，又可以得到驻守西安的张学良的保护，因为当时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抗日的呼声很高。
两人还商定，董健吾西行化名为周继吾，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宋庆龄还给了他一张“护身符”，即一张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当时宋庆龄是这么对她说的：
这是我向子文要来的，上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写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字样。这份委任状可以做你的护身符。到西安后，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助，他愤恨日本侵略，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就能以调查西北经济的理由进入陕北，而不被国民党阻拦了。
1936年1月，董健吾抵达西安，住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时任西安禁烟督办的钟可托家中，准备择日前往陕北。
但是，董健吾很快就发现，陕北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就连山间小道都设有关卡，无法逾越。
后来，董健吾决定冒险偷偷翻越封锁线，但由于寒冬到来，一切交通都被堵塞，他因此被迫滞留西安，前后达四十余天。
在此期间，董健吾十分着急，如坐针毡，钟可托与张学良的关系很好，在与钟可托的闲聊中，得知张学良对联合我党当日十分积极，并愿意与我党领导人共商国是。
这一信息引起了董健吾的重视，他认为张学良是有诚意的，刚好自己没什么事，便请钟可托引荐自己与张学良见面。
在钟可托的帮助下，董健吾见到了张学良，两人相谈甚欢，张学良对他的思想主张十分赞同，而她对张学良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深表同情，并对张学良练功抗日的积极情绪表示赞赏。
会面结束时，张学良还对董健吾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自那之后，董健吾与张学良成为好友，张学良多次请他到家中作客，接待十分隆重，并积极为他打掩护，当众宣称他是南京方面来的贵宾，这一招成功迷惑了西安的特务，使得董健吾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2月21日，在张学良得安排下，董健吾乘坐他的私人飞机抵达延安，他还请董健吾帮自己带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表达了友好合作和共同抗日的主张。
董健吾在延安肤施下飞机后，又在张学良派去的士兵的护送下，走了六天共200余里抵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
3月，董健吾完成任务后，又在张学良士兵的护送下，从延安肤施机场乘坐飞机飞回西安。
董健吾的这次西行是愉快而顺利的，他不但充当了国民党与我党的联络官，还成功为张学良与我党牵线，为全民族抗日事业立下大功。
再次来到西安，董健吾受到了张学良的热烈欢迎，张学良甚至为他设家宴洗尘，他在西安待了三天之后返回上海。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跟毛岸英兄弟去苏联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伏笔就此埋下，因为董健吾如果没有与张学良得交往，也就不会有毛岸英兄弟去苏联之事了。
三、张学良助董健吾送毛岸英兄弟去苏联
董健吾在瓦窑堡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秦邦宪带他转达了张学良得密信，还转述了张学良得情况及其抗日意愿，而毛主席则进行积极回应，这为日后张学良与我党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董健吾再次见到张学良后，转达了毛主席、秦邦宪等我党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并就抗日合作等问题作了回复，张学良感到非常高兴。
短短几十天，董健吾就与张学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两人的缘分还将继续。
1936年三四月间，董健吾到西安会见斯诺，在西安逗留期间，他多次到张学良家作客，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很热情，三人甚至在一起打麻将，双方的相处俨然是老朋友了。
一次，董健吾再次去张学良家作客，他见赵四小姐不小心打碎了几件明代瓷器，心疼得连饭都吃不下，心中暗想，如果能搞几件瓷器送给赵四小姐就好了，也可以表达张学良帮助自己去瓦窑堡的感谢。
回去之后，董健吾便四处打听，最终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在“松柏斋”找到了一组24件小型镀釉彩瓷，彩瓷人物各异，色彩细腻，栩栩如生，是明代佳品，于是找朋友借钱买下，然后亲自登门送给张学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爱不释手，坚持赠以重金，但他分文不取。
这件事让张学良感到很不好意思，几天后董健吾将要返回上海，他便设宴饯行，宴席上他坚持要满足董健吾一个愿望，董健吾则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作出贡献，我愿足矣！”
张学良点头称是，但不依不饶，一定要董健吾提一个私人要求，就像朋友间那样。
董健吾见张学良很有诚意，脑袋开始飞速运转起来，猛然间他想起了毛岸英兄弟，这两个孩子生活艰苦，又不能上学，更无法回到毛主席身边，只有去苏联才是最好的出路。
同时，董健吾意识到，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又是东北军的首领，手眼通天，国内外关系网都很强大，是可以帮他将毛岸英兄弟送去苏联的最佳人选。
于是，董健吾就对张学良说：
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
董健吾之所以没有明说“革命子弟”指的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一是为了不使张学良为难，让张学良日后处在不利局面；二是为了安全考虑，毕竟毛岸英兄弟身份特殊，越少人知道他们的身份越好。
张学良听完，稍加思索就应允下来，其实他是聪明人，大致猜出了“革命子弟”不是普通人，但他看重与董健吾的友情，也根本不害怕帮助共产党的后果，所以果断答应。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原本对张学良并不奢望，但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刚回上海两个月，张学良就因事来到上海，并跟他取得了联系。
当时，张学良打电话跟董健吾说，他这次到上海，除了公事之外，就是为了兑现在西安的承诺，他约董健吾第二天到某地见面。
董健吾对此大感意外，没想到国事繁忙的张学良，还能记得他的一个小小要求，如此守信用，他甚至有些感动。
当然了，董健吾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自己不能擅自做主，于是向上海的党组织做了汇报，很快毛主席就知道了这件事，同意毛岸英兄弟去苏联。
经与上级党组织商议，最终董健吾决定让自己的孩子也去苏联，于是第二天他就到指定的地点去见张学良，张学良已经等候他良久了。
张学良告诉董健吾，他的部下李杜将军等人要经法国去苏联，然后绕道至中苏边境，与在那里休养、整顿的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商讨回国抗日之事，趁这个机会，他决定履行诺言，让李杜将军帮董健吾将孩子们送去苏联。
董健吾大喜过望，但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张学良临走前还给他一张支票，他一看，竟然是10万法郎，这可是一笔巨款！
董健吾本想拒收，但张学良坚持要给，他也不要驳了张学良得面子，只得收下。
与张学良分手后，董健吾当即与李杜将军取得了联系，并做好孩子们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
没过几天，董健吾见到了李杜将军，李杜将军将毛岸英等三个孩子接到自己位于法租界的住所暂时安顿，随后又化名为王元华，以商人的身份为三个孩子及自己办理了出国护照，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坐上了去往法国的豪华游轮。
抵达巴黎之后，由于苏联对边境的管控极其严格，最终只允许毛岸英兄弟二人入境，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儿子，李杜将军和董健吾的孩子则返回上海。
至此，毛岸英兄弟顺利进入苏联，开启了在苏联的生活，两人在苏联得到成长，1946年前后回到中国。
四、是非曲直究竟如何？
董健吾的后人状告刘思齐，其实可以理解，毕竟董健吾对毛岸英兄弟十分照顾，并一手促成毛岸英兄弟赴苏联之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从私人层面来说，如果不是董健吾对毛岸英的帮助，哪有刘思齐嫁给毛岸英之事，所以对毛岸英和刘思齐都是有恩情的。
往大了说，董健吾帮忙照顾毛岸英兄弟，让毛主席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
因此，于公于私，董健吾都是有大贡献的，毛岸英兄弟及刘思齐都应该感恩。
事实上，这一点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做得很好，毛岸青回国就就曾给董健吾去过一封信，表达了对董健吾的感激之情，毛岸英也多次提到董健吾，披露了许多与董健吾有关的信息，这些刘思齐应该是知道的。
而毛岸英兄弟在上海及苏联的往事，他本人在回国后到湖南韶山省亲的时候，曾对舅妈李崇德详细提及过，在朝鲜战场跟彭德怀也说过同样的内容，确认得到过董健吾的帮助，而在上海流浪过也是事实，但是在大同幼稚园解散之后。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亦或是董健吾妻子赶走毛岸英兄弟的缘故，刘思齐对董健吾也产生了些许误解，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些可能有损董健吾名誉的事情，她或许不是刻意的，但确实伤害了董健吾两个儿子的感情，这才有了对簿公堂之事。
不过，好在董健吾的儿子与刘思齐达成了和解，事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