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男子当街开走装有3亿日元的运钞车，从此人间蒸发。

为破获此案将凶手缉拿归案，日本警方苦苦追寻七年，耗费9亿资源，却仍然一无所获。

时至今日，这起被誉为世界十大完美抢劫案之一的惊天大案仍未破获，作案男子仍然逍遥人间，反倒是无辜者被连累自杀。

日本警方发布的协查通告

劫匪究竟是如何做到完美犯罪的？日本警方又为何迟迟没能破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繁荣时期，在东京都府中市的街头，每天都能看到运钞车繁忙运作的身影。

遇到运钞车时，有人一笑而过，有人恋恋不舍，有人则产生了别样的念头。

1968年12月6日晚上十点多，日本某家信托银行的大堂经理在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后，突然在办公室发现了一封恐吓信。

这封信中明确写道：在12月7日下午五点前将300万日元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就炸毁银行经理的家。

犯人寄来的恐吓信

由于当时这家银行所在地区频繁发生恐吓事件，且确实有爆炸案发生，银行经理不疑有他，马上联系警方寻求帮助。

接到报案后，日本警方迅速行动。他们出动了超过三百名警力，分别蹲守在银行、经理的家以及交易地点附近，等待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犯人。

奇怪的是，直到女业务员已经按照指示将300万日元放到了指定交易地点，时间也早过了约定好的17点，这三处地方都没有疑似犯人的人出现，也没有发生任何异常。

又蹲守了几天，久等无果的警方确定那封恐吓信只是一场恶作剧，便计划打道回府，不料这正是犯人的阴谋。

日元

1968年12月10日，一辆装有两亿九千多万日元的运钞车自被恐吓的银行开走，向东京东芝府中工厂驶去。

这辆运钞车上装载着的是工厂工人的年终奖，为方便发放，工作人员将钞票放进三个保险箱中，随后几名银行职员登上车辆，计划护送运钞车前往工厂。

时间来到上午十点钟，运钞车距离工厂仅剩下20多公里，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但也就是在这时，一名警察忽然骑着摩托飞驰而来，神情紧张地拦下运钞车。

司机停车后，这名警察告诉车上人员说，警方已经在银行行长家中发现了炸弹，为安全起见，需要对车辆进行检查。

日本警方对摩托进行调查

想起那封诡异的恐吓信，车上众人不疑有他，纷纷按照警察指示下车站在一旁等候。

没想到这名警察刚一上车，行驶一路都安然无恙的运钞车内突然冒出了一阵烟雾。正在人群惊疑不定的时候，只听那名年轻警察大喊道：“炸弹要爆炸了，快跑！”

说罢，警察迅速发动车辆向远方驶去。

亲眼目睹这名警察的勇敢行为后，在场众人都不由得发出感慨，称赞那名警察真是昭和好男儿，竟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炸弹带离人群。

然而就在这时，有人发现那名警察遗留在现场的警车似乎有些问题。当地警察所驾驶的警用摩托是本田产，而现场的这辆警用摩托却是雅马哈牌，仔细观察还能在车上发现油漆涂抹的痕迹。

日本警方对摩托进行调查

意识到不对后，人们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请求支援，可为时已晚。

那段时间为了侦办恐吓信一案，东京警方的警力被大大分散，尽管接到报案后的第一时间警方就成立了专案组，并将府中市通往外界的道路全部封锁设卡，但早有准备的犯罪分子已经逃之夭夭，不见踪影。

在后来的复盘中，警方判断这名犯罪分子事先必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在开走运钞车后不久就在一处僻静场所更换了车辆，趁着警戒线还没有完全拉开时就带着满车的钞票离开了东京都府中市。

不过，当时负责此案的警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案发第一现场

他们在对来往车辆进行盘查时，重点放在了疑似运钞车的车辆上。又因为在现场发现了犯人遗留下的大量物证，所有警察都相信必然能够很快破案，导致部分警员在进行办案工作时出现了些许懈怠。

而这，正是犯罪者想要看到的。

在凌乱的犯罪现场，警方整理出物证共计120件，其中包括衣服、摩托车、饼干盒、烟雾弹、报纸等物。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物证，警方相信就算犯人心思再缜密，自己也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但很显然，他们既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了犯人的实力。

日本警方向公众展示证物

经过调查，警方查证这些物证中绝大多数是犯人四处偷窃而来，剩余的也都是市面上随处可见，没有追踪价值的物品。

就比如被犯人拿来充当文件盒的饼干盒，截止到案发时，它的生产商已经批量制造并售卖了三万多个相同的盒子，想要用它来当做破案线索，基本是不可能的。

再比如那辆被犯人拿来冒充警用摩托的雅马哈运动型350R1摩托，早在1968年11月19日，也就是案发十几天前，摩托的原主人就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称自己的摩托车被偷了。

既然遗留在现场的物证没有价值，那么从当初犯人送到银行经理办公室中的那封恐吓信上，能否找到蛛丝马迹呢？

日本警方找到已经被搬空的三个保险箱

答案是否定的。

犯罪者在制作这封恐吓信时采用了最常见也最隐蔽的手段，他没有使用手写，而是从上百份报刊杂志上剪切下需要的字样，最后拼凑出了一封完整的恐吓信。由于剪裁用到的报刊杂志数量太多，警方并没能从中发现有用的线索。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警察不调取监控寻找犯人踪迹？

要知道当时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即便经济十分繁荣，日本的监控系统也还没有建立起来，警方在办案时只能靠走访调查，用人海战术取胜。

日本警方展开搜查

想来也正是因为知道这点，犯罪者才会故意在现场留下那样多精心处理过的罪证，为的就是扰乱警方搜查视线，借此逃出生天，躲过一劫。

对当时的日本人民来说，将近三亿元的钱款委实不是一笔小数目。若是放到今天，那三亿元的价值最少能达到40亿日元，也就是两亿人民币。

如果找不回这些存款，不但日本政府会蒙受巨大损失，日本警方在民间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为了能尽快找到真凶，挽回岌岌可危的形象，东京都府中市的警方全力以赴，投入大量财力人力进行调查。

连东京都府中市政府都给他们拨去大量款项，希望能早日破案。

日本东京都府中市政府大楼

然而，即便调查持续了整整七年，为侦破案件投入的成本达到了九亿，日本警方也是一无所获，他们甚至连作案人员的具体数量是多少都不知道。

颇为讽刺的是，日本警方也不是没有破获此案的可能。

当时在对现场进行搜查时，警方发现在犯人遗弃的大量物品中有一顶沾满汗水的鸭舌帽。

那个年代日本的刑侦技术已经有了不小进步，技术人员完全可以通过分析帽子上的汗水来查明犯人DNA信息，进而锁定犯人，可偏偏负责办案的警察从中作梗。

当年日本关于此事的报道

或许是觉得破案在即，几名日本警察竟然以这顶帽子取乐，接连戴上帽子四处招摇，结果造成这项关键物证被破坏，技术人员再难从中提取证据。

除了帽子之外，当时日本警方还尝试对犯人遗留在现场的物品进行指纹提取。这本是一条不错的思路，但负责进行指纹核对工作的只有三名警察，而搜查人员提取到的指纹远远超过百枚。

在繁重的工作面前，三名警察接连认输，直到最后也没取得什么成果。

一方面是自己人不给力，一方面是犯人太过狡猾，一方面也是受到当时的技术限制，这起轰动全日本的特大抢劫案始终没能取得进展。

犯人弃车的现场

根据当时日本国内对于刑事诉讼期的相关规定，1975年，此案进入观察期，1978年，这起案件宣告暂停调查，至于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调查，没人能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特大抢劫案中除了银行之外，还有一个受害者，那就是在府中市工作的司机k某。

开始调查前，警方曾将几名亲眼目睹过犯人长相的证人召集起来，通过他们的证词绘制出了一副犯人的模拟画像（后宣布画像不一定完全准确）。

由于长相和画像中的人物过于相似的缘故，k某在警方公布画像后当即被人举报。尽管警方没有找到任何他同此案有关的证据，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将其逮捕，并在第二天将他释放。

犯人模拟画像，后被认为有先入为主的要素遭到废除

因为警方的举动，k某自此背负上了抢劫案嫌疑人的名声。就算警方证明了k某不是犯罪者，他还是失去了工作，在随后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也饱受歧视。

最终，不堪忍受巨大压力的k某在2008年9月份自杀。倘若当年警方能及时找到真凶，或许k某就不会走到自杀的地步。

只因为长相同警方发布的模拟画像相似，就被社会强行冠上抢劫犯的不好名声，失去了安稳的工作与生活，k某的经历实在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