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是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被身体拖累军事天才的。

抗战胜利之后，他因为旧病缠身，没能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在延安养病养了一年多。1946年底华北形势危急之时，他反复向中央申请，终于得以赶到晋冀鲁豫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开始在华北战场大显神威。

不过想必大家都注意到古怪之处。

一，既然是救华北之急，就应该去华北最大的晋察冀军区（即后来的华北军区）负责军事指挥，为何要去兵力残缺不全的晋冀鲁豫军区呢？

二，徐帅的军事天才世所共知，聂帅略逊一筹，为什么后来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军区合并，仍是聂正徐副呢？

难道是为了照顾聂帅的面子，不好让徐帅后来居上？答案显然不是。

前面多期文章，我们讲过徐帅为什么一直是副司令的军事原因，不过大都从当时我方形势讲，本期再论，视角打开，从三个人身上分析一下原因。

这里多讲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分析历史是为了学习往哲先贤做人做事判断形势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为了有益当下，并非一味探讨什么阴谋论，搞贬一个夸一个的无聊文章。希望大家一定要摆正态度，互相理解，共同学习进步。

一、阎锡山

徐向前1946年11月从延安疏散往绥德（因胡宗南部咄咄逼人，不断向陕北进攻），随后再到太行地区，担任晋冀鲁豫副司令员。

大家或许都注意到了，晋冀鲁豫军区此时面临的危险并不大，阎锡山和胡宗南在山西守多于攻，尤其是阎锡山，不管是对河北还是北部的晋绥边区，都没有太大兴趣。

反而是晋察冀方向，傅作义在老蒋以北平付之的重大利益引诱之下，出兵协助北平国军，疯狂地向张家口一带进攻，把晋察冀部队逼回抗战时的区域。

两者对比，似乎应该把主要军事力量都放到晋察冀才对，而不应两面开弓，把最有军事才能的徐向前放在山西。

这样考虑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了阎锡山的威胁。

阎锡山相对于其他国民党实力派，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第一，他统治山西时间极长，辛亥革命之后就成为“山西王”。时间长意味着对山西控制的极为严密。四川军阀虽然也因循以降，活到了解放战争最后一刻，但川中诸军阀大大小小并立纷争，系同盟搭伙，远没有阎锡山这样强大。

第二，阎锡山很有头脑，统治山西有整套思想和办法。例如独特的传统教育，建立齐全的工业体系，采取欺骗性极强的乡土同盟宣传政策，等等，他能在抗战结束之后迅速重掌山西，几乎将同时跟来的国民党中央势力摈诸省外，足见其本事。

第三，阎锡山得益于全面抗战八年与八路军深度合作、近距离对抗，对我党我军的工作理念研究最深，制定了很多针锋相对的统治策略，很是难缠。

讲几个实际案例，看看阎老西到底有多精明。

人身控制政策。阎锡山深谙统治先须固人之道，对于山西民众的控制远远超过国民政府的力度。他在国民政府普遍推行的保甲基础上，实行严格的禁行制度，要求各县乡逐村区分，结成小组，互相监督是否离开本乡。战时则不准随意出行，名义上防止为共军所掠，实则是为自己抓丁拉夫做准备。徐向前指挥大军攻下晋中之后，晋中老百姓长出一口气，对解放军叹道，两年都没敢出城一步，可见阎氏控制效率之高。

控制实业。这是阎老西极其高明的一招。阎锡山很有长远眼光，早在1932年时就已经建立了山西“西北实业公司”，这个公司下属门类涵盖了与民生相关的很多重要工业，诸如煤炭、洋灰（水泥）、棉纺、火柴、化工、卷烟、钢铁等等，山西之所以能独立建设与其他省不通行的窄轨同蒲铁路，与其实力雄厚的工业不无关系。

抗战形势艰危之际，阎氏私下里与日军讲和，其中一项重要条件就是要求日方不要破坏西北实业公司。胜利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收回所有公司，国民政府派员来争，一毛钱也没争到。

阎锡山非常注意保护公司生产，他不让山西的大财主、大资本家染指公司股份，公开宣布资本为全省百姓共有，所得利润交付省府统一支配，用于改善民生，这与蒋介石方面任由大资本家和官僚侵蚀工商业截然不同。虽然仍不过是阎锡山欺骗百姓暗中敛财的手段，但毕竟面子上好看的多，也着实让老百姓受到一些实惠。

尤其对工人的保护，阎锡山也十分精明。他把太原的公司建设的非常好，工厂周边建立了全体系的生活设施，工人无需另觅生活区，生活相对来说比较舒适。大战开打之后，尤其是徐向前打下晋中后，太原空气骤然紧张，物资紧张、价格飞涨，阎锡山为保证军需物资产出，规定把实业公司与社会流通分隔开，工人一应生活物资全由工厂提供，按工资抵价折算，直到太原解放，这些工人仍保持了比市民好得多的生活。

所以阎锡山实际统治山西期间，山西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几乎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罢工、反战活动。这些工厂为阎锡山的反动统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

当然，这不是夸阎氏经营有方，太原工人优厚的生活条件，全系阎锡山从政府收入支取，羊毛出自羊身上，只不过这些羊毛是从山西全省老百姓身上薅的，工人们感受不强烈罢了。

实际上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阎锡山这样厚此薄彼的政策也维持不下去了，太原围城后期，兵不足用，民夫亦缺，相当一部分工人被阎锡山硬赶去作战。

阎氏种种作为，与别省军阀迥异，非常不好打。因其统治政策，把山西省打造成一个整体，单靠军事无法迅速破解。而单靠土改，又无法短期见效。需要有一个军政经济都懂的高级别将领，才能统得起全面工作，以体系破体系。

徐帅与阎锡山是同乡，熟谙本土乡情。他资历又厚，眼界亦宽，在境界上足为阎锡山对手。中央大概也是发现，阎锡山军事上虽然稀松，但打起来真是难缠，晋中战役后，守着区区十几个县的地盘，居然仍能死扛，包括后来打太原，包围数月之久，仍然难以攻下。这种难缠的活儿，也只能让徐帅继续坐镇了。

二、傅作义

傅作义的因素，同样也是毛主席措置华北人事的重要考虑。

说起傅作义，很多人都会想起大同集宁之役，张家口失陷等等，仿佛一个傅作义出马，便把晋察冀军区打得如临末日。

傅作义在军事上当然有一套，也确实打了几场胜仗，使晋察冀根据地大为缩水。但傅氏作为新近崛起的实力派，并不足以直线提升华北国军实力。

傅作义受蒋介石引诱，进入北平之后，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便宜。

傅系人马本钱不多，满打满算也就十来万人马，绥远地僻民稀，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庞大军事力量。进入北平总掌华北五省之后，傅作义获得了法定的统治权，准备大大地扩充势力，却发现蒋介石早就给他准备好了羁绊枷锁。

华北军事力量，原本以孙连仲保定绥靖公署为主，统领中央军和一部分地方杂牌军、招降的伪军，共约三十多万人，总实力是傅作义绥远兵马两倍有余。傅作义迟迟不敢把他的主力全开进北平城，而是分散部署在平津周围，就是怕一旦事有缓急中央军把他围起来。

张、保二绥署合并为华北“剿总”，傅作义名上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但实际上中央军他并不能做到指挥圆转如意。华北中央军的真正指挥者是“剿总”副司令陈继承，此人早年是黄埔军校教官，后长期在蒋介石当过军长的第一军任职，是蒋介石的铁杆小弟。傅陈多次因为部队指挥权问题讨价还价，后来弄的在会议上当场对吵。

蒋介石听说傅、陈不和，反而暗暗高兴，为了加强对北平的控制，蒋介石还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专门飞到北平，召集蒋系军队军长以上的将领侯镜如、李文、袁朴、段沄等人开会，交待他们，军事上可以听傅作义的，但政治上要听陈老师（陈继承当过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

此后华北“剿总”序列的中央军部队，官长任职皆由陈继承决定，只不过名义上给傅作义过目，傅作义不愿也不敢过问中央军的军事，久而久之更加助长中央军气焰。

1947年底涞水战役就是如此。此战晋察冀野战军围城打援，傅作义满心要复制大同集宁和张家口之战的辉煌，把他的主力35军派了出来。

傅作义的如意算盘是，35军与共军对攻，保定、涞水周边驻有中央军好几支主力军，打起来之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把共军包围消灭在涞水附近。

谁知他过高估计了中央军的格局，开打之后，中央军的十六军、九十四军全都按兵不动，坐视35军与共军缠斗，在晋察冀野战军已经对傅系新32师完成包围的情况下，也不派一兵一卒支援。

结果，傅系的一个整师被歼灭，35军军长鲁英麟开枪自杀。

也就是说，傅作义看似兵强马壮，坐拥五十余万大军，实际上深陷派系斗争泥潭，华北国军人虽多，却无法形成合力，我军尽可以利用其矛盾，战役上实施打击，战略上辅之以政治攻势，尽可维持得住局面，只要把华北国军牵制拖住，就算完成了任务，所以，并不急于让徐帅过来收拾局面。

三、杨得志

杨得志将军的表现，更加坚定了中央不调徐向前到河北战场的决心。

杨得志在抗战时期早早表现出过人的指挥才能，连续与几位远超他资历的大将级人物搭档，作战几乎没有失手过。

抗战胜利后杨得志、苏振华率晋冀鲁豫一纵北上挺进东北，路经晋察冀，因为杜聿明抢先到达山海关，道路被断，杨、苏短暂停留于晋察冀。一纵是刘邓的心头肉，聂帅当然没有夺人之兵的念想，主动礼送一纵南返。但聂帅迭经军事上的挫折，对帐下几位将领的能力有点没底，瞄上了杨得志这位当年的老部下，几经磋商，把杨得志一人留下。

不得不说，聂帅在晋察冀独掌大局八年多，军政一把抓，早就练就了识人之火眼金睛。

1947年7月调整重组华北兵力，把野战军从军区独立出来，聂帅主动向中央推荐，让年轻的杨得志担任野战军司令员，担负起作战指挥的重要职责。杨得志一上来，马上极大扭转了晋察冀屡战不利的下风局面。

当然，我们一定要看到，朱老总当时在晋察冀亲自指导作战，这是华北军事局面逆转的关键。

但朱老总是战略指导，战役层面需要有力的组织指挥者，杨得志完美地履行了这个角色。

清风店战役就是典型例证。

朱老总提出的战略方向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摆脱被动。

但往下怎么落实呢？朱老总只指导到，向正太路沿线破击。正太路沿线县城十几座，先打哪？

杨得志准确地接住了朱老总的指导思想，并能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战役指导，清风店战役，北打徐水保定，南诱石家庄，一顿南北极限操作，围住吃掉罗历戎一个军，华北局面登时为之一振。

所以说，在朱老总就近指挥下，有聂帅掌盘子稳军心，再有一位猛将杨得志负责战役指挥，足以应付傅作义了，再把徐帅调过来就无甚必要。

从这三个人分析当时中央决策，当然不能尽溯其源，历来高层决策都要复杂的考量，笔者如此分析，只是为诸君作一参考，不尽不准不妥之处，希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