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为你，耶路撒冷》

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言，以户•阿弗里尔在贝尔切里多大街20号的出现，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最新阶段。这是生死攸关的阶段——寻找武器捍卫自己，如同寻找灌溉农田的水源一样残酷。直到1936年，用来守卫基布兹和驻防村庄的武器，都是从那些击退抢掠者的阿拉伯人手里买来的五花八门的步枪。有一年，海法港口运来了一批拖拉机、压路机、蒸汽锅炉等貌似平常的货物——那些机器的空腔和缝隙里都塞满了武器弹药——从而一举结束了杂乱无章地采购武器的做法，开始了一个更为系统地装备哈加纳的时代。

干这桩买卖的，是一个前警察局探长，耶胡达•阿拉基（Yehuda Arazi），后来做了橘子出口商。他是个很有计谋的美男子，耍阴谋诡计的本领，和对漂亮女人的品味一样高超。为了掩护在华沙总部的活动，他从公开拍卖的槌子下，把一个债务缠身的农机商店店主解救了出来，并控制了这家商店。每周六，等到最后一名工人下班，阿拉基就和感激涕零的店主一起，拆卸花了一个星期组装好的拖拉机和压路机，塞满武器后再把它们重新焊接好。经过三年的拆卸、组装，阿拉基这家小小的农机商店，向巴勒斯坦走私了3000支步枪、226挺机枪、10000颗手榴弹、300万发子弹，还有数百门迫击炮，而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走私了三架小飞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加纳开始了史上最不寻常的武器采购计划。可以说，这是从1945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特拉维夫一家路边的咖啡馆开始的。那天晚上，哈伊姆•斯拉文尼（Haim Slavine）正在读报，目光停留在一条华盛顿特区发来的电讯上面。该电讯说，美国军工领域有70万台几乎全新的机床，将在未来数月内变成一堆废铁。斯拉文尼站了起来，回到家，向大卫•本-古里安起草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摆在巴勒斯坦犹太人面前的，是历史再也不会提供第二次的机遇。他强烈要求买下这些机器，并把它们偷运到巴勒斯坦，以此奠定现代军火工业的基础。

斯拉文尼是一个坏脾气、性格暴躁的天才，精通化学、物理学和工程技术，再加上他对哈加纳军火计划的巨大贡献，能够确保他的来信得到重视，被仔细阅读。斯拉文尼白天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电站主管，夜里就成为哈加纳疯狂的化学家。他把两居室的公寓厨房当作小型武器实验室，生产TNT炸药，并实验制造手榴弹。他的来信转给了本-古里安，当时这位犹太人的领袖还在琢磨数星期前他的美国访客从雅尔塔带回的信息。在本-古里安看来，这封信将使得他的人民日后与阿拉伯人决一胜负变得具体可行。

他命令斯拉文尼立刻去纽约，要他联系美国最著名的犹太家族的贵族后裔。自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作为海军上尉访问巴勒斯坦以来，鲁道夫•G•苏纳伯恩（Rudolf G. Sonneborn）在他生活中只关注两件事——犹太复国主义和家族化工垄断企业。在本-古里安的请求下，他组织了一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成立了一个名为苏纳伯恩研究所的团体。其成员由苏纳伯恩亲自挑选，他们保守秘密，不论在地域还是实业领域上都在美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在他们的帮助下，斯拉文尼开始工作。他把自己和一叠偶然在纽约报摊发现的过期的《技术机械》一起，关在一家宾馆房间里。他从这些旧杂志的照片中，仔细记住军工业必备的机器零件细节。然后，为了避免自己水平有限且口音重的英语引起怀疑，斯拉文尼装扮成聋哑人，开始出发游历美国的各个机床中心。他从一个城市游历到另一个城市，装扮成废金属零售商，购买钻床、车床、研磨机、镗床。有些机器的功能仅限于生产军火，因此必须根据美国法律予以破坏。这些机器的零件散落在各处，为了找到这些他不能购买的零件，斯拉文尼还组织了一队清扫工，去冲洗国家垃圾场。每件机器买回来后，都会装运到斯拉文尼位于帕克大道2000号一处废弃的奶牛场的总部。

到这次庞大的购买使命结束时，斯拉文尼已经获得了能够日产50000支步枪或机枪所需子弹的设备，可以完成1500道必要工序、用于制造机枪生产流水线的机床，以及制造81毫米迫击炮的装备。斯拉文尼用废金属的价格，按重量计算，购买的这一大批机器，只花掉区区200万美元。按照数月前这些机器的新品价格计算，其总价超过7000万美元。

运送到巴勒斯坦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设备的体量太大，以至于耶胡达•阿拉基那种把一些小件物品装进蒸汽锅炉的老伎俩已经用不上了。用尽全部的技巧和耐心，在奶牛场将这些机器组装成功之后，斯拉文尼又将它们拆卸成螺栓螺母。当他做完这些工作后，总共有75000只零件散落在奶牛场的地板上。斯拉文尼亲自分类，按照他发明的编码一一编号，然后经过毫无规律的拣选，将这些零件混合、装箱后，再以虚构的阿拉伯制造商的名义，在申请进口35吨纺织机械并获官方出口特许后，将这些零件运往巴勒斯坦。由于被彻底打乱，过海关时，只有天才工程师才有可能识别这些机器零部件的真面目。一箱又一箱的零部件，就这样经英国海关溜了进来，为了加快速度，有些关节还要好好打点一番。（那些海关官员在当时的困难时期油水颇丰。1969年秋天，在纽约，鲁道夫•苏纳伯恩向本书作者之一估计，当一些关键货物运进巴勒斯坦时，为让英国海关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约25万美元研究所的经费转入在瑞士银行的账户。）

到联合国投票巴勒斯坦分治的那天晚上，这些装箱的零件已经妥善地隐藏在巴勒斯坦各地的基布兹里面，就等着拆箱组装了。在投票和英国人完全离开巴勒斯坦之间，漫长的延宕，令犹太人的领袖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是否应该冒着被英国人发现的危险，立刻组装斯拉文尼带进来的装备，以便在英国人离开的那天就能满负荷生产？或者，他们是不是更应该将这些设备妥善地隐蔽起来，直到英国人离开，虽然明知他们的国家诞生后的最初几周里，他们最需要的这些武器会因此无法投产？

最终，丢失这些装备的风险看来实在太大了。对曾经在特拉维夫那家咖啡馆里展望过军工业的工程师而言，这一决定使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推迟了。这个时刻就是，当他的最后一台机器组装完毕并且开动时，哈伊姆•斯拉文尼可以引以为豪地说：他将有75000个部件的机器，从他在纽约的奶牛场装运到以色列的基布兹，途中没有丢失哪怕一只螺帽、一颗螺丝钉、一片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