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特殊群体，所处的位置无限地靠近权力的中心——宫廷。因此，历朝历代的宦官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王朝政治事务之中。而宋代宦官是一支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精英群体。他们普遍识字读书，能文、能武、能理财，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代宦官参政之广、作用之大，并不亚于汉、唐、明三个王朝。宋代宦官不仅参与政治，甚至参与党争。北宋皇位之争、帝后之争、士人党争、武将党争等无一不充斥着宦官的身影，甚至宦官内部也存在着明争暗斗。

北宋前期，由于朝代初立，随着南方割据政权的相继被灭，宋初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上都充斥了大量的前朝遗臣以及南、北方降臣。他们由于利益、政见、文化、地域、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而各分畛域，因而各自结党、争斗不已。北宋前三朝的朋党之争，主要围绕皇位继承、和战之争、士人之争、武将党争这几个方面展开，而宦官作为皇帝近臣，无一例外的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太祖朝的党争，主要是武将之间的党争和宋太祖后期围绕皇位而展开的祖宗之争。北宋立国于残唐、五代之后，以武将身份靠兵变起家的宋太祖对武将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

因此，凡武将领兵出征，一般都会派监军以制衡主将，以起到“兵权宜分不宜专”的原则。这样一来，军队之中主将与监军之间相互抵牾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引发大规模党争。

在宋太祖派遣的监军群体中有一些是亲信宦官，也有一些宦官不具有监军之名，却负有监军之实。

宋初除了武将党争以外，围绕皇位而展开的博弈同样也十分激烈。尤其是宋太祖后期，晋邸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祖宗”之间的斗争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宋太宗除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还不断收买宋太祖的亲信，甚至很多太祖亲信主动的巴结宋太宗，并在暗地里为其争储夺位。

与宋太祖朝的宦官相比，宋太宗朝的宦官显然要活跃得多。宦官王继恩由于拥立宋太宗继位的缘故，权极一时。如果说在宋太祖朝王继恩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宋太宗朝则毫无忌惮，其本性暴露无遗。宋太宗继位后，并不能使在宋太祖朝已经长期存在的朋党之争得到消停。相反，朋党之争愈演愈烈，而且参与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何冠环先生指出，王继恩与胡旦、李昌言等人互通有无，胡旦、李昌龄、赵昌言等人升迁，王继恩实为内助。

在李昌龄、胡旦等支持元佐一党与赵普、吕端、寇准支持元侃一党的斗争中，王继恩公然站在了支持元佐一党，且得到了李皇后的支持。宋真宗继位后，王继恩一党遭到贬黜，李昌龄、胡旦等人的罪名均是与宦官结党有关。

宋太宗朝的宦官不仅参与士人党争，而且参与武将党争。宋太宗朝时，朝廷派了大量的宦官钳制边防将帅，宦官监军、为将的情况逐渐增多。由于大量的宦官充当军队的监军，宦官的身份其实已与武将无异，因此不可避免的陷入武将党争的泥潭之中。

值得一说的是，宋太祖朝的主将与监军之争，往往都是主将占据上风，而宋太宗朝则完全相反，监军十分跋扈。何冠环先生指出，宋太宗上位后，其嫡系将领便开始排挤开国勋将及北汉降将，导致武将冤死者不在少数。

北宋立国之初，鉴于五代武将跋扈之患，逐渐确立了“用读书人”。因而，从宋太宗晚年开始，以科甲出身的文臣群体逐渐取代宋初功勋阶层成为权力角逐的主导力量，而武将和宦官则逐渐依附于士大夫以获取晋升通道或维持已有的富贵。

尤其是宋真宗澶渊之盟以后，和议使宋辽双方长期维持着和平的现状，武将及宦官中的武宦已无用武之地。其中以李沆、王旦、寇准为代表的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成为宋真宗朝宰执群体的中坚力量。

而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南方籍的官员也逐渐进入权力核心，并开始挑战北方士人在朝堂上的优势地位。双方之间由于地域、宗教信仰、同年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各分畛域。在宋真宗朝的寇、丁之争中，以刘承规、周怀政为代表的宦官势力也参与其中，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北宋中期，各项政治制度臻于完善，士大夫政治完全取代宋初勋臣政治，“与士大夫治天下”已经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然而，各种社会弊端也逐渐开始凸显。

朝廷内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皇帝与垂帘女主之间的矛盾、女主垂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矛盾、支持开边者与反对开边者的矛盾等成为这一时期党争的核心问题。

周怀政组织宫廷政变失败后，寇准集团彻底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宋真宗驾崩以后，刘太后成为北宋第一位垂帘的太后，从而开启了为期十年的女主摄政时期。刘太后与丁谓二人在真宗晚年本属同一利益集团，然而在倒寇之后却因为权力之争而分道扬镳。

雷允恭本是刘太后十分宠信的宦官，宋真宗死后被刘太后任命为山陵都监。雷允恭不仅是刘太后的亲信，同时也与丁谓关系密切。雷允恭自恃刘太后的宠信以及与宰相丁谓的关系，自以为可保富贵无虞。然而事与愿违，当雷允恭以私意擅改山陵部署之时，立即遭到了刘太后与参政王曾的发难，并以擅移皇堂和贪污罪将其杖死。

而丁谓作为山陵使自然罪责难逃，王曾与冯拯随即向丁谓发难，最终将丁谓贬黜。显然，刘太后为了排挤丁谓在朝中的势力，不惜牺牲昔日的亲信，雷允恭成为了刘太后、王曾与丁谓之间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如果说雷允恭势横中外的话，那么宋仁宗朝的另一位大宦官阎文应毫无疑问更加专横，甚至可以称作嚣张跋扈。

阎文应无论在刘后垂帘时期还是在宋仁宗亲政后都十分得宠。阎文应是宋初宦官阎承翰养子，其不仅在吕范之争中充当吕夷简的内应、打击范仲淹一党，还离间帝后感情，怂恿宋仁宗废郭皇后。

不仅如此，阎文应甚至毒害郭皇后，并且掌掴宋仁宗最为宠爱的妃嫔，由此可见一斑。最让人费解的是，对于阎文应所做之事，宋仁宗仍然没有要惩罚他的意思，甚至包庇偏袒，不予彻查。不过，阎文应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等人的拼死力谏下，被贬出朝廷。

宋英宗由宗室之子入继大宗，其继位之合法性自始至终都受到一定的质疑。在最初决定立皇子之时，宋英宗并非唯一的人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宋仁宗晚年，宋英宗有一些潜在的竞争者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宋英宗被立为皇子成为宋仁宗的接班人一事，有相当一部分宦官势力是极其反对的。如任守忠就是宦官势力中最大的反对者之一，任守忠不仅在皇位继承一事上阻挠宋英宗上位，甚至在宋英宗继位后依然进行着一些秘密活动。

但让人惊讶的是，任守忠在宋英宗继位之初并未遭到贬黜。显然，宋英宗是碍于曹太后对任守忠的信任而不敢对其下手。为了打击任守忠所掌握的宦官势力，宋英宗先是超擢在自己继位时有翊戴之功的甘昭吉为供备库使、康州刺史；提拔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宦官石全育为入内副都知，从而使入内都知的人数增加到五人，即任守忠、邓保吉、甘昭吉、李允恭、石全育。

显然，甘昭吉与石全育是英宗用来钳制任守忠的势力的另一股宦官势力。除此之外，宋英宗还借助外臣力量来打击内臣。在扳倒任守忠后，司马光等人就立即建议削弱都知司的职权，将大部分内职的委任权限收归皇帝之手。显然，这一建议与任守忠所掌握的宦官势力与宋英宗相对抗有关，而任守忠背后的真正主人乃是曹太后。

经历过宋英宗一朝的帝后之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朋党之争后，新上位的宋神宗愈发感到加强皇权的重要性。其中，变法与开边是其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目的的两项大事。神宗为了加强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大量的任用自己亲信的宦官。

由于这一时期，宋神宗全力支持变法与开边，因此，反变法派与反战派几乎很少发声。李宪是极力主张开边的宦官，并在实际参与了宋神宗朝的对夏战争。然而在主战派的内部诸将领之间也多有抵牾。

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旧党官员重返权力中央，用“母改子政”的方式一改宋神宗之新法，谓之“元祐更化”。从而使北宋后期围绕新法是非的政见之争，逐渐演变成了意气之争。朝中逐渐形成了“不入于杨，则归于墨”的政治环境，由变法引起的两党之间的倾轧，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宦官身处其间，非黑即白，实难置身事外。

元祐更化后，与司马光等旧党官员关系密切的元祐宦官张茂则、梁惟简、陈衍等极力铲除新党官员以及熙丰宦官的势力。对于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等熙丰宦官，元祐党人的打击力度丝毫不亚于对其他变法文臣。

宋哲宗亲政之际，年轻宦官想要生存上位也同样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选择投靠新的帝国实际掌舵者，而这个人就是已经成年的宋哲宗。郝随等年轻宦官想要取代陈衍等当权宦官，唯一的选择就是与章惇等新党官员合作，实为“不入于杨，则归于墨”。

而在绍圣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郝随、刘友端等新得势的宦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制造同文馆狱、废孟后立刘后等大事件，都少不了宦官的参与。不仅如此，在宋哲宗后期的章惇与蔡卞之争中，宦官又渗透其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代宦官较前代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宦官群体内部的分野，宦官群体不再像汉、唐一样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足以与士大夫相抗衡的政治集团，这也就造成了一种宋代宦官为祸不深的假象。

北宋立朝后则完全外朝化，枢密使基本由文臣与武将担任。由此，宦官即失去了枢密之权，从而在人事任命方面依赖于外臣，宦官群体再也无法像前朝那样可以独立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势力存在。

其实，说宦官酿祸本身就是传统士大夫对宦官群体的一种固有偏见。宦官并非就一定都是坏的，宦官掌权也未必就会祸乱朝纲。事实表明：宋代就有很多足可称道的宦官，他们大多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理财、会管理、懂军事，对维护宋王朝的社会稳定、边疆安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正是由于他们具备了这些能力，在加上他们久在宫禁，从而较容易获得统治者的信任，因而频繁的参与到各项国家事务之中，绝非什么仅供宫廷洒扫之辈。

总之，宋代宦官不仅参与了士人、武将党争，而且参与程度之高、人数之多，历代莫比。宋代宦官个人的权力很大，有如王继恩、任守忠、童贯、梁师成等干预皇位继承者；也有如阎文应、郝随、刘友端等鼓动皇帝废立皇后者；更有勾结宰执，以己意进退大臣者，数不胜数。

无论从党争过程来看，还是就党争叙述而言，宦官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其在党争中的地位甚至远高于武将。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宋代宦官的影响与评价，剥离史料中的偏见与诋诬才是研究宋代宦官的最为客观的手段，而固守旧说与偏见显非认识宋代宦官的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