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与李耳，都是震烁古今的历史人物（至于李耳的真实性，学术界另有考据，此文不论）。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尤其，“立言”一向为学者所重视而向往，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孙子兵法》与《道德经》同为不朽经典。

汉朝刘歆编著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的著作《七略》，其中《诸子略》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中有重要影响者，即“九流十家”，包括道家；《兵书略》 自成一类，收集军事著作。《孙子》与《老子》可称为撑起中华文化大厦的“四梁八柱”之重要组成部分。

孙子谈兵法十三篇，重在谋略。《始计》第一，分析计算己方的作战资源与双方的优劣势，以做军事决策，“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用间》第十三，指出明君贤将，要用有大智之人实施间谍战，这样才能保证总体战的胜利。

《老子》五千言八十一章，阐述乱世的为政治国之道，处处是权谋机变；所谓“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有所为”。由乱返治，需要一安定时期，与民休息，恢复百业。在休养生息的阶段，各行各业都要安分守己，专注于各自的工作，使国家实力全面复兴，因而，当政者要采取措施达到两个“使”。可见，老子用心良苦。

“谋略”的应用，在我国起源早，既是智慧的象征，更是实际形势的要求，因中华文明初始就是大规模：广土众民。

战争方面，相比西方，中国古代早已算是“大兵团”作战，如果缺乏战略战术的指导，一旦不利，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回天乏术，国将不国。所以，“上兵伐谋”。

行政方面，边疆大吏远离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有不逮，为确保地方执行中央政策，不得不采取一些人事安排。

经济方面，农业是传统的支柱产业，如果让农民积极劳作，积累财富，则需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并配以利民政策。

因而，中国古人早已“善用其心”于国家治理。

孙子与老子，这二位先贤的战略思想具有类似性：善用“对法”。

孙子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夫唯不争，是故天下莫能与我争。”

二者所述都是以在“争”中取胜为目的，又同样展现了“阴阳转化”的思想，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求“阳”则用“阴”，求“阴”则用“阳”，相反相成。

全球化、商业化的今天，想不争也不行。不争的话，美国会先薅羊毛，然后再敲骨吸髓。

起而争，争而胜，孙子与老子是东方的两座“靠山”，善用其“心”，决胜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