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古称凉州，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既是开拓河西的军事要冲，又为沟通西域的交通孔道，汉唐故郡，五凉古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但从清末民初开始，逐渐有了“银武威”之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从武威的田粮赋税说起。
人民苦难织成的桂冠
原来在清朝时代，武威一县田赋征粮数额居河西各县之冠。据史书记载，在清顺治年间，征粮即达旧仓斗四万四千余石，号称四万八千石。1941年（民国三十年）“土地陈报”以后，改为新市斗七万八千余石，实收四万九千余石。旧制征田赋，是根据土地肥瘠，划分成一、二、三等，每等又分为一、二、三则共九则，总称之曰“三等九则”，这是按地花名旧册，照数催征的。从来不问丰歉，不计产量，不顾农民死活，只知拷打追比，限期入仓。县官胥吏大斗进，小斗出，正好借此剥削中饱，征粮愈多，掠夺愈甚，武威征粮的高指标正好为贪官污吏压榨搜刮大开方便之门。民国中叶，县官的年俸不过已贬值的纸币四千零捌拾元，而三年任满，贪囊独吞的银元，却往往超过他们合法收入的二十五倍之多。当然，在浮收钱粮而外，还有其它削剥。所以有“三年武威县，十万雪花银”之说，这是旧官场的公开秘密，而且传播民间，不胫而走。因此武威就戴上了银字桂冠，成为“银武威”，与迤西的“金张掖”并肩比美，成为当时“七品”县官追逐争夺的河西两大“肥缺”。“银武威”这典雅动听、光彩照人的称号，除了丝绸古道“塞上江南”这些美称外，还反映了旧社会庶民百姓受剥削的实质。
提起旧制田赋名目繁杂，变迁很多，武威田赋旧有正粮、正草之分，正粮又有上色（小麦），下色（大麦）之别;《据大清会典》记载;嘉庆时原为上四下六，后为上六下四，按赋粮比例分配。小麦供满兵绿营粮饷，大麦与正草（谷草）为各营马秣之用。征收时期在立秋以后，先开大仓三日，上下色搭配收纳，以后开小仓仅收小麦，不再收大麦。故开大仓的三日内，农民争先恐后，竞相完纳。可达限额征赋粮的七成以上。民国初年，下色大麦改征折价四成，因市场粮价贱，而所订折价高，农民争交本色（按上下色交粮不交折价），官府为求多收折价，规定大仓仅收小麦，拒绝大麦。于是所征赋粮只有小麦和折价，原有下色大麦竟无形中取消了。人民负担除上色小麦和下色折价而外，还有所谓“地丁”和“田赋附加”。据说来自汉代遗规按丁征税的办法，清时将“丁赋”摊入“地赋”，合称“地丁”，至民国，武威“地丁”全县共合国币（当时的硬币银圆）四千一百余元，先时并入赋粮折价,后又折征实物，名之曰“田赋征实”,“地丁”名目，因之淘汰。“田赋附加”主要为“耗羡粮”，意在弥补仓储损耗，清时完粮一斗附征耗美一升五合，盈余一升二合有余。至民国又加征“百五经费”粮五合。所有这些附加都明白规定作为县府调剂办公费。后来为了剔除附加以外的额外需索，又“随粮带征”国币，每石粮由三元增至五元。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取销带征，又加征三成“公教食粮”，经过复查更正计全县赋粮五万四千余石，另加征公教粮一万六千余石，总数仍在七万余石之多。马步青统治河西时期，另设所谓兵站（后改为粮秣监督处），直接向四乡农民摊派粮、麸、豆、柴、草供应他的骑兵；并派有兵站主任，负责经征，另设仓库，且由他的军法处追逼催收。业已废除的下色赋粮，无形恢复，又使武威农民增加了一项沉重负担。
出钱买打和睁着眼挨打
“银武威的钱粮多、油水大”既已耸目动听，历来在此任职的县官也把“赋粮盈余”看作理所应该的外快。若辈下车伊始，就由亲信的财政科长向主办田赋的工作人员下达钱粮需索的指标，一般不小于征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旧县府的会计、科员、事务员雇员以及房班、胥役和主宰粮食市场斗行、斗级，多是祖辈吃衙门饭为业的老手，有的薪金菲薄，难以自给，有的并无固定工资，只是在“县仓斗斛费”、“乡约纸笔费”、“更名过册费”等各项陋规收入中分沾唾余为生，然而他们能驾轻就熟，门道通达，对于县官来说，却是营私舞弊特别在赋粮搜刮上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股力量，往往结成一伙敢于和县官上司讨价还价，要求“分我一杯羹”。不过，由于共同私利所在，有时在县官默许的范围内，上下其手，另起炉灶；有时则在仓余总数内公开占一份额。最后终能协调一致，密切配合，然对贫苦的农民则是敲骨吸髓的剥削。
在各种完粮纳税的弊端之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怪现象，莫过于“立限比粮”和“仓斗掠夺”的惊人情况了。在旧县政府编制之外，有所谓:“比粮委员”和“催粮委员”。每年开过大仓，即由“比粮委员”分别召集各区“催粮乡约”，各按所欠赋粮分段立下完纳限期状，以后每十天公开坐堂追比一次，由乡约传集欠粮户呈验粮串（即交粮收据）；如果逾限未交或拖欠过久，就难免皮肉受苦。追比时，欠粮户半跪堂下，把左手拇指和其他四指分别套上绳索，固定在小凳上，由班房衙役掌刑打手板，打几十下到一百下不等，这样一再追逼，直至大体上把欠粮完清为止，此名之曰“比粮”。如果最后入仓粮数与征纳定额，尚有悬殊，还要派“催粮委员”下乡催办，那就对农民的勒索滋扰更加厉害了。这在武威全县的六个区来说，旬日要轮流应卯，光只两三个“比粮委员”已经应接不暇，需费难支，何况每次比粮都由乡约们事先敛集“比规”十元左右，呈献“比粮委员”后，才能开比。其奉献的多寡，显然可以左右施刑的轻重。白花花的银元，摞在委员面前，事毕囊括以去，谁也不觉眼红，“出钱买打”有谁甘心情愿?
至于中饱仓粮，除了大斗进，小斗出，别无他计，这就必须依靠垄断斗行的斗级和他们的蔽眼法，以满足贪官污吏的额外需索。所谓“斗级”实际都是师传世袭独霸粮行的恶势力集团，凡是官府盘粮和市场交易都不能没有他们。人民把此辈叫做“仓老鼠”是很形象的称谓。他们心狠手黑,像顽固附着肉体上的蚂蝗一样，吮吸着农民的血汗。他们所用的仓斗和刮板，虽然有经过校验的烙印，但用以掠夺老实农民的手法十分巧妙。入仓时徐徐向斗内注粮，用力拍打斗帮，使粮食填满斗中间隙，然后虚虚刮上一板，斗面的粮食凸出就达一寸，出仓时，低洼猛灌，四角悬空，用力深刮，轻抬速泻，斗面凹入至少五分。加上宽袖束腰，足拖大鞋，处处可以夹带粮食，又信手抛洒，颗粒遍地，扫堆起来，全归斗级所有，这样一出一入，农民纳粮一石最多盘成七斗；买粮一斗，却要少给二成。而且在盘粮时，一边挥斗，一边报数，动作飞快，即看出斗面的凸凹悬珠，也不容你置喙的余地。农民睁着眼吃亏，无可奈何，而官府则积少成多，仓余累累，适时私粜，即可表分赃款，这同“明伙执仗”的抢劫又有什么不同？我的那位乡前辈三年任满，官声并不太坏，但仍囊括十余万现洋、数千两大烟土，满载而归。“缺肥利大”银武威实已沦为逐臭的场所，蒙羞含污，洵不诬也。
赋粮高并不等于产量高
由于旧田赋制度既不科学，又不合理，武威额征的赋粮多，并不能说明粮食的产量高。河西走廊特别是武威本是祁连山北麓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一片绿洲，地势平坦，水草丰美，历来最宜发展农牧生产。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除丁田赋税聚敛重重，还要大开烟禁，强征罚款。种鸦片的地亩，交了烟款，照旧按册征粮。据武威志书记载，赋粮额征最高的1942年，全县耕地约九十万另四千余亩，其中惯例三年两倒茬，夏二秋一，夏田约为六十万另两千余亩，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种鸦片，百分之七十五种小麦；夏粮耕地四十五万四千余亩，每亩播种三十斤，正常年景十足收成，亩产三百斤，当年粮食总产亦仅一亿三千五百余万斤，而赋额征则高达七万五千石。入仓名为四万九千石，按每市石小麦一百六十斤计算，不过七百八十余万斤，然如前述，再加上百分之四十三的额外盘剥计二万一千石，压在农民头上的赋粮重担实际还是七万石，约合一千一百二十万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三，按地亩平均，每亩纳粮十二斤四两，按人口二十九万二千三百九十五口计算，平均每人纳粮三十八斤三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