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接受改编时，蒋介石只给了三个师的编制，还是丙种师，每个师只能有两个旅四个团。此举可谓是用心险恶，妄图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把我军给消耗光。

经过周总理的据理力争，又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万左右的编制，这多出来的一万人，就成了有编无番号。说是黑户吧，它在国民政府有编。说不是黑户吧，它又没有番号。

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自认为，就算再给八路军一万人的编制，也不会对未来起到太大的作用。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光是去到东北的八路军，就差不多有十万人了。

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算没有国民政府的军饷，八路军和新四军依然发展壮大，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敌后抗日武装根据地。

在全国十九个解放区根据地，要问哪一个最艰苦最惨烈，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答案—— 冀东根据地。

最初冀东抗联多达五万人之多，却因为一次西撤行动，五万人的冀东抗联，剩下不到五分之一，多位高级将领阵亡。最困难的时候，冀东根据地仅仅剩下130人。就靠着130人的基础，冀东根据地成为了冈村宁次的心腹大患。

在这后面到底藏着多少让人害怕、紧张的故事？又有多少大家都不知道的痛苦和伤心的事情？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冀东区域包括唐山、秦皇岛各县，还有京东、津北各县，一共有22个县。这里相信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就能明白冀东重要的是什么，分别是粮食和矿产。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被日军侵占，他们就想要拿下冀东，作为重要的矿产基地和粮食基地。随着《塘沽协定》的签署，冀东宣告沦陷，国军全部撤离，日本侵略者在冀东土地上，开始了残暴统治。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冀东区域成为日军重要的物资渠道。对于冀东的敌后的工作，我党一直都在做。同年10月份，在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民众，联系当地爱国志士和民间抗日团体，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为策应起义，八路军抽调邓华和宋时轮两个支队，组成第四纵队。1938年6月从平西出发。同月下旬，冀东起义大火熊熊燃烧，冀东抗联正式成立。

当时，当地的无党派爱国人士高志远担任总司令，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出任副总司令，国民党爱国人士洪麟阁同样也担任副总司令。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冀东抗联就掀起了二十多个县的大起义，联军总人数也发展到了七万多人，收复九座县城，动摇了日伪军在冀东地区的统治。

到了 8 月中旬，宋时轮和邓华率领的4纵，在遵化铁厂镇与抗联主力会师。冀察热宁军区成立，由四纵军政主官，分别担任司令员和军区政委。

延安当时对冀察热宁军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在冀东站稳脚跟，为抗日统一战线打开新局面，可事实却总是不遂人愿。

冀东抗联的战士们和4纵上来的战士不一样，他们原本都是本地的农民，并未接受过统一且有组织的训练，许多人战斗意志也不坚定，还有一些人在浑水摸鱼，战斗力比起八路军主力部队，差的可以说是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上述这些问题在八路军组建初期也曾出现过。红军在刚刚组建之时，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牺牲，才换来了诸多惨痛的教训，总结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如今关键就在于领导者如何去教导、引导这些战士们了。

就在军区部队准备开始整训时，一个意外打乱了一切部署。4纵的情报部门，得知了日伪军要大规模扫荡冀东的消息，决定将部队拉到雾灵山，以雾灵山为基础向外发展。

然而身为司令员的宋时轮认为，以雾灵山作为根据地开展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开战斗争，没有都山条件好，说服众人向都山进发。

1938 年 10 月 8 日中秋节，在一个名为九间房的村子里，召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这场会议将决定冀东暴动部队接下来将何去何从。

当时的冀东局势非常严峻，可以说是四面埋伏。日军司令部得知第四纵队来到冀东的消息后，就准备剿灭冀东的抗日武装，不能让四纵在冀东发展壮大，和本地抗联强强结合。

四纵来到初期，日军正在组织对华中地区的进攻，武汉会战打响。所以面对四纵和冀东抗联，冀东的日伪军都是防守状态。武汉前线战事结束后，日军火速调回一支主力，准备和当地日伪军一起，用十多万兵力兵分齐鲁南北夹击，将冀东地区的八路军和抗联一网打尽。

9月初，宋时轮决定集中四纵和抗联主力，攻占都山作为根据地。但受到当地日伪军的顽强抵抗，没有成功拿下。日军见八路军已经将手伸到长城，急忙在长城布下重兵。

进攻都山的失败，让四纵元气大伤。他们在冀东还没有开始工作，军需物资武器装备等都是问题。不久后，四纵党委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会上多数人都认为，部队需要及时做出修正，再打下去有全军覆灭的风险。而且和当地抗联并未紧密联系，指挥也并不统一。抗联队伍庞大，成分复杂，需要训练整顿。

会议最后决定，主力和抗联撤到平西根据地，冀东只留下少数四纵队伍和部分起义部队，在当地打游击战。

如此行动，已经背离了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要求。自然受到了中央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反对。毛、朱、彭、刘联名致电聂荣臻转告宋邓二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西撤，建议四纵和冀东抗联，以雾灵山、燕山等大山为依靠，在当地展开游击战争。

可四纵的行动，明显是没有听进去中央指示。10月1日，刘少奇致电河北省委，表示不同意西撤。10月8日毛、朱、刘再次来电，告诉宋时轮邓华，表示不同意西撤，应利用地形优势，在当地打游击。

在中央和北方局同志的多方建议下，九间房会议召开了。在会议上，有的同志并不同意西撤，提议留在冀东打游击，和党中央的指示建议相同。

但宋司令员并没有将中央的指示传达，导致部分同志认为，中央是同意西撤行动的。

四纵党委和抗联最后确认，部队转移到平西根据地，四纵队每个大队抽出一个连队，组成三个支队留在冀东展开游击战。

抗联和四纵各部队，相继踏上了西撤的征程。这条路走的并不顺利，10月10日，第一梯队到达蓟县马伸桥一带时，遭到日军激烈的炮火阻击。

在日军的重重炮火轰击下，陈寰宇副司令员，成为冀东暴动队伍首位牺牲的将领。陈寰宇牺牲5天后，抗联副司令员，一路军司令洪麟阁也在此地阵亡。

尽管遇到了阻碍，西撤队伍并未停止脚步。在抗联队伍和四纵战士的浴血拼杀下，终于为大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到达平西时，队伍仅仅剩下一千六百多人，加上聚拢的残兵，不过两千人。

到达平西的同一年六月，作为司令员的高志远密谋逃脱根据地被处决。也是在这月，为抗联队伍呕心沥血的王仲华积劳成疾倒下，却因治疗有误而失去了年仅30岁的生命。

比起第一和第二梯队，后面作为第三梯队的二路军将士们，去往平西的路，走的更加艰苦而悲壮。

日伪军在潮白河设下重重阻碍，在抗联将士们的眼里，潮白河仿佛成为了一道天堑。潮白河水面上，漂泊着被日军飞机大炮炸死的抗联战士尸体，河水被鲜血染红，一大批优秀的战士悲壮牺牲。

面对如此惨烈的伤亡，10月下旬，李楚离率领一路军余部，和李运昌等人率领的二路军被堵部队，在平谷县山区回合。经过两天的唇枪舌剑后，李运昌决定停止西撤，返回冀东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参加西撤的五万多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王仲华二人率领的两千多人，和4纵主力到达平西。李运昌则率领东返的，也就只有6000多人。双方加起来连一万人都不到，牺牲和溃散的多达五分之四。

而李运昌率领6000多人的部队返回冀东后，和日伪军打了几次硬仗，一度只剩下130人。

曾经万余人的冀东抗联，在最困难的时候，居然只剩下区区130人，这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如果当初，听了毛主席等人的建议，或许就不会造成这个结果。

李运昌是黄埔四期生，是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他没有被现实所打到。利用剩下的130人，他开始在冀东展开工作，到了同年年底，又集中起来了1400多人。

这1400多人，加上四纵留下的3个支队，组成了冀东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经过长时间的奋战后，李运昌和同志们，逐渐在冀东站稳了脚跟，建立了全国十九个解放区之一的冀东根据地。

1941年3月到9月，日军集结六万兵力，连续推行了两次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简单的说就是扫荡，冀东部队再次损失惨重。惨重到冈村宁次认为，主力可以撤出冀东，将冀东的防务扔给23个伪军团和少部分日军。

所以到了11月、12月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远东，回到关内的八路军主力和冀东部队配合，消灭伪军7个团，歼灭5000多人。日军27师团主力，再次被迫驻守冀东。

此后的冀东战场，可以说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战斗，冀东军民几乎无日无战事，累计毙伤日军多达7万人。

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喝着冷水吃着炒米，顽强的在敌后战斗。经常性的以少胜多以寡敌众，打出了我军的风采，打出了日伪军的心病。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发生在冀东地区。

为了遏制冀东抗日部队的发展，日伪军还建立了所谓的 “人圈”，肆无忌惮地推行 “三光政策”，将长城线上长达上千里的区域，都烧成了无人区。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全民族抗战到45年胜利，冀东约有三万多名战士牺牲，干部牺牲接近万人。因为他们，冀东根据地才能更稳固，可惜他们再也看不见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