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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96年的一个春日，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某处公厕发现了一名女子的尸体，这起案子被称为“4·9”女尸案。
多年后，这起案子因一个被称为“微笑杀手”的连环罪犯赵志红的坦白而被重新审视。
赵志红在看守所里写下了一份令人心惊的“偿命申请书”，主动要求为那名女子负责。
他的母亲刘爱女面对这一切，却态度冷漠地表示：“即使死了，我也不会为他收尸。”
恶魔的坦白是否能还原真相？他的母亲又为何会如此冷漠？
恶魔的自白与申请书2005年夏天，警方成功抓捕了嫌犯赵志红，他交代了十几起杀人案件，其中第一个提及的便是1996年的“4·9”女尸案。
赵志红被捕后迅速进入司法程序，但2006年的庭审中，检察机关并未提及“4·9”案。
赵志红回到看守所后，用看守所发放的粗糙卫生纸，写下了一份特殊的申请书，取名为“偿命申请书”。
在这封书信中，他承认自己是“4·9”案的真凶，请求法庭重新调查此案还冤者清白。
赵志红的申请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坦诚与忏悔，他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死者、冤者及公众的歉意，希望“自己做事自己负责”。
尽管这封申请书被披露后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但赵志红案在一审后便停滞长达九年，直到2015年才重新开庭。
赵志红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交代不仅涉及自己的罪行，还牵扯到了一场冤案。
2005年，他的被捕让呼格吉勒图案重新浮出水面，司法机关被迫正视这一冤案。
这封“偿命申请书”也成为公众情绪的导火索，舆论的巨大压力下，2014年呼格吉勒图案被正式平反。
但涉及到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只是赵志红众多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残忍杀害了11名女性，犯下各类案件几十起。
连环罪行与案件侦破从1996年到2005年的近十年间，内蒙古的多地市发生了多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强奸杀人案。
受害者年龄跨度大，从年仅12岁的女孩到中年的女性，所有被害者无一例外都遭受了极端残忍的暴行。
案件分布区域广，作案手法极其隐秘且残忍，赵志红常常在城市的偏僻角落，或者受害者日常活动的地方突然出手。
根据警方记录，他在作案时极度冷静，事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受害人周围的人对其毫无印象。
他被称为“微笑杀手”，不仅因为他在案发前后表情冷静，还因为他在人群中极为普通的外貌。
案件侦破进入僵局时，公安机关对这一连环犯罪进行了详细的研判。
尽管技术手段有限，警方依旧通过被害人活动轨迹、作案时间、现场遗留的微弱线索展开大范围排查。
2005年，随着技术进步和线索的逐渐累积，警方开始锁定凉城县某些村庄的男性居民，并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偏远村庄将赵志红抓捕归案。
赵志红落网后，交代了从1996年到2005年间的罪行，其中涉及强奸、杀人、抢劫等多种罪行。
而在他冷静的陈述中，“4·9”女尸案赫然在列，根据警方记录，当他提到这起案件时，语气从始至终没有波动，但细节却无可置疑地吻合案件现场。
警方在后来的侦查中发现，赵志红作案不仅残忍，而且带有某种心理扭曲的快感。
他自述称：“不去作案时，心里就压抑得喘不过气。”他将作案视为一种“情绪宣泄”，甚至直言对杀人上瘾。
从2005年赵志红被捕到案件逐渐进入司法审理的过程，警方和检方的每一步都备受舆论监督。
赵志红落网的那一天，凉城县的村民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来形容他们的心情。
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赵志红并非仅仅是一名普通的罪犯，他的罪行背后，有着更多社会问题需要被重新思考。
司法争议与社会反响从赵志红落网到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再到2015年重新开庭，长达九年的休庭期让人们不禁质疑。
2005年，赵志红被捕后很快进入司法程序，然而在2006年的庭审中，检察机关并未提及他主动交代的“4·9”女尸案，而赵志红当庭提到此案时却被制止。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司法程序的回避与规避，特别是在赵志红提交“偿命申请书”后，这一案件本应被认真对待，但司法机构迟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有人指出，案件的长期拖延不仅让受害者家属难以获得应有的正义，也使冤案受害者及其家属长期处于痛苦中。
更有法律人士直言，司法程序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在他主动交代“4·9”女尸案后，这一案件被刻意回避，许多人认为这与当年的办案人员以及相关责任人有直接关系。
为了避免重新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司法机关在最初阶段对赵志红的交代选择了沉默。
然而在舆论的推动下，司法机关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赵志红案，2015年案件重新开庭，这不仅是对赵志红所犯罪行的审判，更是一次对司法程序和公信力的检验。
公众普遍认为，司法机关能否在程序上做到公平透明，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法律的信任。
在类似案件中，正义往往是迟到的，但并非完全无望，甘肃白银案在悬而未决20多年后，因技术手段进步终于告破，嫌犯高承勇被绳之以法。
赵志红案不仅仅是一个罪恶的记录，它还深深地撕裂了他的家庭，在他被捕后，赵志红的母亲刘爱女明确表示，即使儿子被执行死刑，她也不会为他收尸。
刘爱女的冷漠态度背后，是长年累积的复杂情感，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赵志红犯罪后，她在村里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村民的指责和议论让她无地自容，而赵志红的罪行更让她感到愧疚和痛苦。
在她眼中，赵志红早已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个早该被清除的恶魔”。
犯罪者的家庭成员往往也被推向社会舆论的中心，在甘肃白银案中，连环杀人犯高承勇被抓后，其妻子和孩子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社会排斥。
尽管他们并未参与犯罪，但社会对犯罪者家属的道德审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无论是赵志红的母亲，还是高承勇的家属，他们的处境都揭示了犯罪行为对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然而赵志红母亲的态度也引发了公众对犯罪与家庭责任的深思，一方面，许多人同情她的遭遇，认为她的愤怒和拒绝是一种合理的情绪宣泄。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家庭在犯罪者成长过程中是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赵志红在作案动机中多次提到自己因长期压抑情绪而心理扭曲，而他的家庭背景对心理问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赵志红案中，家庭的破碎只是冰山一角，犯罪的发生，固然与个人道德和心理状态有关，但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也难以忽视。
结语通过赵志红的“偿命申请书”，一场冤案得以平反，但案件的背后，不仅关乎恶行的审判与真相的还原，也昭示了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在追问真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也感受到社会对正义的不懈追求。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不仅会影响直接受害者，也会波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在谴责犯罪者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因犯罪行为而受害的家庭，让他们在舆论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下得到应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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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参考资料环球网在2015年4月20日《赵志红母亲：就算儿子判了死刑也不替他收尸》的报道
新浪新闻在2006年10月9日《赵志红的“杀手”人生》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