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吉林省吉长道吉林县有报号“靠山”绺子在五区流窜劫掠，所获物品清单包括：
名称
数量
单位
蓝市布女大衫
1
件
青坎布小套裤
1
条
毛宝大布男大衫
1
件
毛布男大衫
1
件
花旗小单裤
1
条
石蓝小布女大衫
2
件
大小袜子
6
双
花青羽细套裤
1
条
蓝花旗布女大衫
1
件
红大布小套裤
1
条
青坎布小坎肩
6
件
红大布小夹袄
1
件
狗皮裤筒
1
双
蓝布围裙
1
件
女肚兜
1
件
男女套鞋
8
双
靰鞡
3
双
麻花棉褥
20
条
白花旗被单
1
条
麻花棉被
1
床
牛毛毡子
1
条
洋面袋包袱皮
1
个
破包袱皮
1
个
猪肉
10
斤
小米/高粱米
500
斤
吉官帖
8
吊
银洋
1
元
角洋
15
元
银首饰
3
付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月，黑龙江省绥兰道安达县有报号“替天”的绺子大掌柜被擒，其自供：名尹青山，31岁，家有母亲、妻子、儿女，充任四区保董，实乃为匪。当年二月末在猫冬结束之后码人，因上年大账有亏空，遂带领绺子抓紧时间劫掠。
三月初十，在江北板子房抢骡马9匹。
三月十一，在李家学坊绑人票于姓家2名（放回1名）、程、李、刘三家各1名，又在刘家屯绑票陈姓家1名。
三月十三，在小城子砸窑，与围子大团接仗，未果。
三月十四，与大团再战，“替天”腿部受伤。
三月十五，在陈家西屯，绑人票陈、曲、傅、于四家各1名。
三月二十五，在摄王窝堡绑过路的包姓人票1名，抓大车数辆，载人票到南江沿等候赎回。
三月二十八，在福兴屯被包围，二柜毙命，“替天”与炮头“天恩”（原名刘发）、秧子房掌柜“双有”（原名丁宝珍）等一起被擒，人票被救下……
01
“当胡子，不犯愁，砸窑走马真自由；吃喝玩乐敞开造，花钱就像河水流；有枪就是山大王，抢完长白下濛州。”
以上这首胡匪歌是当年被绑票的当事人听胡子们哼唱过的，其中“长白”即今之吉林省长白县，而“濛州”则是靖宇县，当时都是木材行业兴旺，富庶程度冠绝东北，是胡子的理想劫掠目标，黑话就是“挣着了”！
但其中所谓的“砸窑走马真自由”、“花钱就像河水流”也就是自娱自夸而已，实际当不得真。
“胡子”作为旧时东北土匪的独有称谓，也是研究东北清末民国历史无法绕开的要素，原因就在于普遍性与广泛性，大小绺子多如牛毛，甚至一县之地同一时间段内保有绺子数能达到二三十个。比如吉林伊通在民国元年前后，境内绺子有：占西山、大五轮子、钻天鹞子、冯老俩、十四阎王、占忠良、石兰芝、孙傻子、交人好、青勾、东洋好、四海、双军、王土豆子、平满、刘不开面、占江龙、天红、北来好、明山、靠省、云中雁、李痦子……
民间流行一套磕：“大孤山的土匪，小孤山的贼，赫尔苏的窝主，谁也别说谁”。
这还是有报号的绺子，所谓“七人为局，八人为绺”，没有报号的更是数不胜数，比如打闷棍套白狼的跑单帮（称“单搓”）、举明火砸孤丁的小团伙（称“胡子的小舅子”、“二茬胡子”）。
人们一般认知当中的胡子，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住的地方是层峦重洞的“九群七十二堡”，有易守难攻的山中老巢，持刀枪啸聚山林，藐视官兵，冲州撞府不在话下，更是走马砸窑把地主老财治得卑伏的。
然而这只是想象中的胡子生活，都是受“二把刀”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这些作者对旧时东北绺子真实状态都是一知半解，只懂得一鳞半爪就敢卖弄。今天笔者索性火力全开，做一次最全面的讲解，算是为即将创作的小说作品确定整体世界观。
总体上看，胡子的生活远没有那么阔绰，饭难吃、衣难穿、窑难砸、钱难挣、路难行、命难保……
也没有那么自由，因为绺子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架构的团伙，讲的是五清六律。“五清”即大掌柜“耍”的清、崽子“打”的清、号令“传”的清、绺规“察”的清、线头子“带”的清，“六律”即私吞银钱毙之、横推立压毙之、私自潜逃毙之、泄露绺子机密毙之、临阵不听号令毙之、勾连外敌毙之。
而这五清六律具体遵守到何种程度却没有具体判断，绺子当中藉此名义格杀内讧屡见不鲜。
02
东北的胡子实际大部分都没有固定的据点，平时始终是骑着马处于流动状态，所以官府称胡子为“马贼”，百姓管胡子过境叫“过马队”。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避免被围剿，另一个是方便流窜劫掠。
而且胡子具有季节性，即每年深秋之后地寥场光的时候，就分了红柜、插了枪支，找大车店寄养马匹，然后有家的回家、没家的各显神通，是为“猫冬”，待来年春暖花开之后再码人（集合）。这是因为东北冬天酷寒难耐，而且失去青纱帐掩护之后，也不利于绺子隐蔽活动。
可以说，“春夏秋”这三个季节的胡子，与猫冬的胡子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集中表现在“衣”与“食”上。
胡子并不缺“滑溜叶子”（好衣服），除劫掠之外还可以随时“串叶子”（强迫别人换衣服），但却穿不出好样子。“飞尘走马”突出的是“飞尘”，与“接风洗尘”是一个道理——“洗尘”真的是洗去尘土。
以前都是土路，晴天时候走上去细土面子能没过脚面，更不用说打马飞奔。尤其是过马队掀起来的尘土铺天盖地，人人都是灰头土脸，雨水一淋又变成泥猴子，穿啥好衣服都白瞎。更兼为了抵抗风吹日晒，大部分胡子平时都不洗脸也不洗头，更不剃胡子——所以具体是什么造型可想而知，不会比流浪汉强到哪去！
至于“吃”就更不用提了，日常主食就是粗粮，即小米饭、高粱米饭、窝窝头，多数时候是就着咸菜、大酱，能炸一碗辣椒油就是改善生活了，所以绺子进村都会让老百姓提供海沙子（盐）、海沫子（大酱）、浮水子（豆油）。
旧时东北虽然是物阜民丰，但吃饱饭却仅限于粗粮，讨饭的走一圈就能要到一口袋大饼子，至于细粮就无能为力了。
因为稻、麦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很小，精米白面专供有钱人。
而有钱人要么是住在城里，要么是住在乡下围子大院。
胡子本身不事生产，劫掠一般百姓即使是敲骨吸髓也抢不到细粮，因为根本就没有！
想要细粮就得砸窑，黑话是“踢火坷垃”。
然而实际上，大部分胡子整个职业生涯都没砸窑成功过，所以日常窝窝头就咸菜也就不足为奇了。
（详请参见主页置顶文章《旧时东北绺子里胡子吃什么伙食：平时窝头咸菜，砸窑后当场解大馋》）
03
《孙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还是针对正规军而言，绺子是典型乌合之众，攻城略地实是强人所难。
围子大院都有又高又厚的院墙，四角设炮台，有持枪炮手日夜值守，埋伏的各种“陷坑”、“地枪”等更是防不胜防，每处机关都要拿人命填。
对于缺乏重武器的胡子而言，依靠拎枪走马攻下围子大院势比登天，更不用说附近屯围子之间还有“遇匪递枪”的协议，而县城的清乡局、预备警也不完全吃干饭。
强攻极少能砸进去，即使有那也是连旗（多个绺子合作）。
一般绺子砸窑都是依靠插千内盘，即收买围子内部人员充当内线，比如长工、炮手、马夫，此外还有姨太太。比如民国四年（1915年）吉林长岭报号“老二哥”绺子攻打马家大院，就是利用马家大老婆与三姨太之间的矛盾，将后者发展成内盘，里应外合砸了进去。
只是这种好事可遇不可求。
而且当时一县之地虽有几百上千村屯，但并非哪个村屯都有围子大院，这其中很多是仅有七八户人家的小屯落。
一般来说，一县境内最多能有三五十个响窑，其中还得排除“顶清窑”（军政要员亲属的围子）、“活窑”（与绺子有交情的围子）。而且一旦砸进去也是涸泽而渔，为了震慑、扬威、宣泄而到处放火，不存在割韭菜意识，所以很少有“回生窑”（被砸之后东山再起）。
由此可见，砸窑不可能是常态。
而胡子要想吃上细粮肉菜，一个是砸窑成功之后杀猪锥牛，精米白面敞开肚皮造；另一个则是猫冬。
猫冬进了城镇，只要腰里有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饭馆子、花台子、海台子，有钱就是大爷！
而且还可以一改邋遢埋汰形象，穿上溜光水滑的体面衣服，当一回人上人。
有人要问：不怕被抓吗？
这就是胡子为何都使用报号的原因，在旧时东北有无数闯关东的关里人，人口流动性极大，户籍管理松散。胡子猫冬进城或回家探亲，只要用回本名，对外称“做买卖去了”或“淘金去了”，别人无从查证，随时洗白。
更不用说还可以去公主岭日本租界、哈尔滨俄国租界等治外之地趴风，随便折腾，所以胡匪歌有：“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
但猫冬享受生活的前提得是腰里有钱才行，比如在公主岭租界必须使用日本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俗称“老头票”），在金玉苑的温香暖阁宿夜甚至要花50元金票（1金票=1.2银元）。
那么，胡子既然砸窑困难，钱从何而来呢？
04
胡子最重要的来钱渠道就是“捆秧子”（绑人票），可以说捆秧子才是日常。一个成熟绺子的架构基本是四梁八柱，其中“秧子房掌柜”、“花舌子”、“字匠”都是专门为捆秧子而设，而“炮手”、“总催”等武装力量本质上也是为捆秧子服务。
甚至砸窑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捆秧子，因为地主老财积攒的金银不会放在明面上等着抢，要么是找隐秘地方埋起来，要么是存入官银号。砸窑成功之后能直接抢的仅限于头面首饰衣物、精米白面牲口等，至于房子、土地虽然更值钱，却没办法安个轱辘推着走。
那么，如果想要砸窑之后获得足够多的真金白银，就在临走前带上“秧子”（人票），定下高昂赎金，地主老财自己就会取出银钱乃至卖房卖地。
但前文也说过砸窑困难，那又该如何捆秧子呢？
在地主家附近守株待兔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地主家人在庄稼没髁之后即深居简出，甚至在家能连蹲两三个月，尤其是女眷。
而且在乡土社会，一个村屯有陌生人出入会引起极大警觉，更不用说大队人马潜伏在某地方很难隐匿行踪，而人少了不但捆不到秧子，反而可能会被打崩——旧时东北地主子弟那也是枪马娴熟，腰里插两把大肚匣子，再跟着俩扛枪的炮手，哪有那么容易捆。
所以，胡子捆秧子最常见对象并非地主，而是一般富户乃至普通百姓，这才是最令人破防的。
比如本文开头“替天”绺子短短半个月就捆了11个秧子，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
胡子信奉的是“蚊子再小也是肉”，虽砸不成窑，但普通人家的财物也可积少成多。但普通人与地主一样，银钱都不会放在明面上，所以本文开头“靠山”绺子抢了一溜十三遭，只到手1块现大洋。
劫掠普通人家，衣物属于重灾区。胡子抢到手并非自用，而是有“窝主”统一销赃。在劫掠之后再从各家带走秧子，逼着事主准备大项（赎金）抽票（赎人）。在这过程中，秧子房掌柜会惨无人道的“鞭秧子”，经常说：“秧子就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金”。
拷打花样手段数不胜数，令人不忍卒读。甚至会割下耳朵、剁掉手指、削去鼻子，并将零碎部件送到事主家，附信详细叙说拷打情形，令事主肝肠寸断……
抽票需要硬通货，即金条、现大洋、烟土，再就是奉票、吉官帖、羌帖等纸钞。如果有“活人的”协调说情，那么准备点心匣子之类的“小项”也能办事，甚至还有用一花篓鸡蛋甚至挑青菜担子抽票的，可见富有富的绑法，穷有穷的绑法。
也有绺子完全不开面，定赎金狮子大开口，动辄撕票。比如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长江好”绺子在吉林省安图县洗劫多地，捆走秧子36个。
因安图当地并不富裕，再经过一番洗劫烧杀，各家事主无力抽票，最终只有杜振威、范长林、杨乐亭这三个秧子存活（杜振威与绺子炮手同姓，范长林会说评书，杨乐亭能唱评剧）。
05
对于中小型绺子而言，劫掠普通人家才是真正的日常。这还算好的，百姓最怕的是举明火砸黑窑，这类胡子平时就是庄稼人，农闲时三五成群组成临时团伙，趁夜砸进门户，点起灯火搜寻财物，连墙上钉子都不放过。
在劫掠过程中既不蒙面，也不报号，这就意味着不担心暴露身份，因为根本没想过留活口。
也有绺子并不热衷于捆秧子，毕竟这个实在过于丧良心，所谓“盗亦有道”。
那么，不捆秧子干嘛呢？答案是“别梁子”、“卡大线”、“登大轮”：
别梁子就是劫道，旧时东北常出远门没遇上胡子劫道的，就和某些年从未捅过嗓子的一样稀奇！遇到正经绺子劫道还行，顶多抢个精光，最怕下死手吃干抹净的杠子手、背死狗、套白狼！
当时农安县的沙岗子、梨树县的朝阳坡、怀德县的黑林子、伊通县的北山皮、舒兰县的珠琦川、瞻榆县的牛心套、依兰县的熊瞎子沟、林甸县的五撮房，等等，这些都是出了名的劫道地方，拜泉县更是全境号称“九反之地”……
卡大线即在水陆交通要隘设卡子收钱，比如民国十年（1921年）奉天省洮昌道双辽县有报号“满堂红”的绺子，在东辽河边上搭起芦棚，来往运货船只见一条劫一条，每条20块现大洋不议价。
登大轮则是在客运汽车、火车上进行劫掠。
虽然并非所有的胡子都是伤村扰民，但不论如何都脱不开吃打食的身份，其从事其他经营也必然是与枪马武装相勾连。
对于局红管直的绺子而言，将“吃票”作为收入来源可算是站着把钱挣了。简而言之，“吃票”就是在伐木放排、货物集运、商贸交易的核心区域圈占势力范围，对货主、商旅的财货抽成。
吃票包括“吃排票”、“吃山票”、“吃金票”、“吃货票”、“吃赌票”、“吃花票”，等等。
比如“吃排票”，主要集中在松花江、鸭绿江，当时东北的长白、临江等地木材行业十分兴盛，采伐的优质原木顺江放排到船厂（今吉林市）、安东（今丹东市），绺子在各个险要隘口对放下来的木排按比例收钱。
“吃山票”是对放山挖参采药的抽成，“吃金票”是对开矿淘金的抽成，“吃货票”是对货物贩运的抽成，“吃花票”是对开设妓馆的抽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只要规模尚可的客店、车队、赌场、妓馆、牙行、货栈、车站、码头、渡口，几乎背后都有绺子吃票，多则抽三成，少则抽一成。
绺子吃票有自己一套手段，会通过设立暗卡、坐线、底线等方式摸清财货规模，若是试图蒙混过关，一经发现即面临酷烈报复。
当然吃票也不是完全白吃，相当于交了保护费，腰杆硬，有的还会有恃无恐的宰客。实际这也不是旧时东北所独有的现象，要不怎么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呢。
甚至还有绺子开辟新的商业集镇，比如民国十年（1921年）的吉林县“海龙”绺子，在苇子沟开大集，聚拢办货老客进行交易，由“海龙”绺子提供安全保障，售卖钱款甚至可以申请带枪护送。
因为绺子的抽成比官方低，服务也好，以至该市集办得十分兴旺，堪称怪谈……
06
胡子砸窑、劫掠、绑票的目的都是求财，但对于“崽子”（普通胡子）来说，当胡子发财的希望并不大。
日常劫掠财物除了能留自穿自用的衣服、帽子、鞋袜之外，其他都需要统一上交。为避免私藏，绺子劫掠活动禁止落单，必须随时保持两人以上同进退。
财物上交之后再统一变卖折现，拨入大饷账目，由“粮台”负责掌握，绺子日常花销都是走大账，到了年底猫冬之前拉片分红。
分红计算方式是“人头身股”+“日常表现”。
人头：属于股份制，即崽子顶1.0身股，四梁顶1.8身股，八柱顶1.5身股，大掌柜顶2.0身股。假设有22.2块银元可分，则崽子能分1块，大掌柜能分2块，四梁能分1.8块。
表现：即平时前打后别、插千捆线立下的功劳，每次都会被记到册簿上，在拉片时由大掌柜负责评定赏金。
在实践中，大掌柜、四梁八柱会通过各种方式多贪多占，比如窝主销赃就有种种门路讲究，崽子搞不懂其中的弯弯道道，拉片时基本是到手多少算多少。
大掌柜、四梁八柱中饱私囊，猫冬时腰里能揣满“飞虎子”（大额的奉票、吉帖、羌帖），可以到城镇里醉生梦死。而崽子就只能去拉帮（套），或者是在大车店、木场子等地待着。
但大掌柜也不能太过分，否则崽子一年忙到头只分到三瓜俩枣，猫冬必要吃喝都不够花，那肯定也会要个说法，甚至搬来猪肉当众削肉——这代表要“起屁”（闹反）。
可见胡子当中能有资格放飞自我、享受身心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些好逸恶劳、不甘寂寞、野心勃勃的人而言，当胡子也确实是靠前的人生待选项。
一些有贼心、没贼胆的还闹出过笑话：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大友好”绺子攻打奉天省洮昌道梨树县境内大集镇——郭家店。
有个捡粪的老史头听说之后，就想要跟在绺子后面捡漏，于是卸下碾盘上的毛驴子去闯郭家店，老伴劝他：“老实在家呆着得了，胡子可不是啥人都能当的，胆子那都是上辈子修来的！”
“滚一边拉去，我打你个不会说话的！”老史头扇了老伴一个大耳光，径直而去。
结果等到地方天已经黑了，胡子早早撤走，来了警兵查镇子，就看到老史头在大街上骑着毛驴乱窜。
警兵问：“干啥的？”
老史头眼神不太好，只顾着卖弄学来的黑话：“踢四点柜子！”（攻打集镇）
警兵一拥而上，拖到大营里一顿好打，最后还是老伴卖了三亩地使钱把他领出来，见面就薅着袄领子扇一个响亮的大耳光：
“瞅你那死出，以后能老实的捡粪不？”
07
当是时也：
有驻扎在长岭县的奉军团长安排手底下一个营拉出去起局，只要每年能交上来五千大洋，其他挣到的自主分配，算是“承包制”。
有大地主表面是保董、乡绅，实际却是坐地分赃的窝主。
有庄稼人农忙下地干活，挂锄之后即邀集街坊四邻、老亲少友“别梁子”（劫道），不乏爷孙三代、老中青齐上阵。
有甩着响亮鞭花运输货物的大车队，屁股下面是长枪短炮，得便即干上一票。
……
匪患，是清末民国始终困扰着东北的一个难题，令无数百姓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东北匪患为何难平？其中原因是多个方面的：
第一，主观上不重视。那位曾长时间执掌东北的老张出身于绿林，对于民间起局建绺可能并不认为是大逆不道，反正基本盘在于种大豆，胡子只要别闹太过分就行，做大做强的直接招安。而当时东北胡子也确实极少有攻破县城的记录，根据笔者掌握资料，在事变之前只有依兰、佳木斯被攻陷过。
在以老张为首的上层集团眼里，胡匪属于疥痒小患；但对于百姓而言，却是切肤大痛！
第二，奉军剿匪不力。奉军是由两个部分构成，即国防旅、省防旅。国防旅最多时候有二十个，兵员素质、武器装备俱佳，属于精锐，但始终是在与关里势力打仗，包括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张，在中原大战更是十万精锐挥师入关。
而驻扎地方各个省防旅才是承担剿匪任务的，其兵员很多都是胡子招安而来，武器装备陈旧，不但指望不上，甚至反过来添乱。
所以剿匪更多是依靠地方的团勇、团练、警防队、预备警等，这些要么是属于民间自卫武装，要么是隶属“清乡局”的警兵，而即使是一县之内的警务也会划多个区，各设警分所，剿匪各自为战，只顾着把胡子从本区赶出去，导致剿而不灭。
实际也别怪剿匪不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海龙厅河洼乡团练长李振武为保护百姓，率部击毙胡匪多人，其中有一匪名冯玉芳，乃冯德麟胞弟。后冯德麟发迹，担任陆军第28师中将师长，命人残忍杀害李振武……
第三，户籍管理松散，人口流动性大。旧时东北人口大部分是闯关东而来，随来随走，而且人口密度也低，山野林地黑户众多，淘金的、伐木的、放排的、跑山的——尤其是伐木工，多达数万人，分散在密林当中的数百个山场子，无从管理。以上导致胡子很容易潜居民间，从匪似乎并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随时可以洗白，所以将起局建绺、入伙挂柱视作家常便饭。
第四，民风剽悍，枪支俯首可拾。能下定决定背井离乡闯关东的，而且还一路艰难险阻走来最终落下脚的，都不是泛泛之辈，让他们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比死都难，初代的胡子也确实多是逼上梁山。
而旧时东北民间枪支保有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富户都有快枪，穷的也能置办一杆洋炮，再加之临近科尔沁蒙古草原，马匹获得极容易，于是几乎随处都有拎枪走马的硬件环境。
08
在伪满成立之后，各个绺子有的加入抗日组织，成为“山林队”；有的投靠日本人，成为走狗爪牙。
而既不抗日也不投敌的绺子，最终所剩无几，只有黑龙江小兴安岭一带的深山密林当中还活跃屈指可数的几个。
这是因为日本关东军为了压缩抗联生存、活动空间而实行归屯并户，在东北农村地区修建臭名昭著的“集团部落”。在此情况下，战斗意志无比坚定的抗联尚且无法继续存留，被迫北上入苏，就更不必说胡子了……
“八一五”之后，北满黑龙江一带匪患更甚，但除了“座山雕”、“许大马棒”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伪军，在内部架构、绺规清律、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与真正的胡子有所不同。
在经过民主联军的清剿之后，至1947年东北匪患已绝，存活的胡子也回归了正常人的身份——东北最后一个绺子大掌柜，报号“小白龙”，家住吉林磐石北石砬子村，活到了千禧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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