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比镇压渔霸难多了。毛主席逝世后，情况很复杂，局势也不稳。不流一滴血把那几个人抓起真不容易。”
“不过，现在的文件写的与社会上传的，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
我一听有点吃惊，文件还有不真实的。
“比如，有的文件中说：‘根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个提法与事实不符。”
华老没有看出我的惊愕，继续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据我的提议。”华老用手指了指自己，“得到了叶帅、先念等同志的支持，才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华老把身子微微转向我。“只有我的提议，才是符合宪法、符合党章的。因为我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他任何人的提议都是不适合的。那有政变之嫌。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我提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合理合法的。现在文件中的提法不符合事实，于党不利，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
我还从未见过华老的态度如此坚决，对于“是我提议这一问题上”华老十分看重，也十分坚决，他重复了三四次。
“华老，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抓‘四人帮’的。”
我话一出口，感到冒失了点。华老没作声，好像思考什么，足有两分钟没开口。我暗想，坏了，不该提这么敏感的问题。
突然，华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声说道：“9月10号！早上8点。”
我又一次吃惊了，10号早上8点，离毛逝世才32个小时。
“华老，外面有传言说：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本人和张春桥的警卫进行了反抗，是否真实？”
华老一听，微微笑了起来，“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
华老兴致很好，望着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
说到这里，华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只有我的警卫可以带枪进入会场。”
华老转身对我说，“你看张春桥的警卫员还可反抗吗？他根本进不了会场，一到怀仁堂门口就交枪，哪有什么拔枪反抗，这是瞎编。王洪文一样，我和叶帅坐在那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地铐上手铐带走了。抓江青也一样，张耀祠同志带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卫员交枪，一个个都服从地交了枪。没有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粉碎‘四人帮’会有一些难度。”
听着华老的讲述，我心中暗暗敬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趁着华老兴致高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华老，您前面讲为了粉碎‘四人帮’，你还联络了吴德同志，为什么呢？”
华老对我说：“这个你不知道呢。当时吴德不仅是政治局委员，也是北京市委书记，还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主席生前有明确指示，北京军区的部队调动必须经过吴德。你想，没有他的支持行吗？至少不稳妥。”说到这里，华老把双手握成拳形，上下晃了晃，“只有这样，才能稳妥，局势才不会乱。”
华老继续说，“可联络上吴德同志不容易啊。我又不能打电话要他到我办公室来，这样会引起‘四人帮’的怀疑。好在有次碰头会研究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工作分工时，我主动提出，北京市的准备工作由我联系。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把吴德同志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向他交了底，他表示支持我，我心里才踏实了。后来事实证明，北京市没有乱，北京军区也没有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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