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荣在世之时，与朱全忠、李克用关系密切，朱、李双方也没有借口干预河中之事。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被部将常行儒所杀，推举其兄王重盈为节度使，当时唐嘻宗尚滞留在凤翔，无力干预此事，遂顺水推舟承认了即成事实。王重盈死后，军中推举王重荣子王坷为留后，当时王重盈子王珙为陕掳节度使，子王瑶为晋州刺史，都想担任护国节度使一职，两人上表朝廷认为王坷只是王重荣的养子而己，也是王氏子弟，王珙、王瑶说他是苍头，显然是诬辱之辞，且王坷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婿，试想李克用能把女儿嫁给苍头为妻吗?
王珙、王瑶并不死心，仍然坚持请求朝廷任命自己为节度使，三名王氏子弟都要求当河中节度使，唐昭宗难以抉择，由于王坷与李克用是翁婿关系，因此李克用上书朝廷认为王重荣在平定黄巢起义和铲除嗣襄王李温时是有功之臣，应该赐其子王坷为河中节度使。王珙为了抵制李克用，则与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交好，并且上表再次声称，王坷非王氏子，请求任王坷为陕州节度使、王珙为河中节度使。唐昭宗则以前己同意李克用的上奏，不便随意变更，拒绝了王洪等的请求。
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人对于昭宗的处理决定十分不满，加之此前节度使王行瑜要求授自己为尚书令，被拒绝，而华州节度使韩建请求将隶属于神策军的合阳镇划归自己，理由合阳镇近华州；良原镇靠近那州，王行瑜要求转归自己，均遭到拒绝。众所周知，左右神策军在京西北地区拥有八镇，一说十三镇，合阳镇、良原镇为其中之一，天子禁军如何能划给地方藩镇?
王行瑜、韩建之所以敢于提出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欺君行为，也是唐廷权威丧失的表现。由于这些原因，王行瑜、韩建对昭宗极为不满，王珙乘机派人对他们说，王坷身为河中节帅，又是李克用的女婿，此二人联合，必然对诸位不利，不如大家联合起来共同讨伐王坷。
至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参预此事，是因为前面他也出面为王珙求过情，没有获批，耻之。于是王行瑜一面命其弟匡国节度使王行约进攻河中，匡国军治所在同州，距离河中很近；一面伙同韩建、李茂贞各率精兵数千人进入长安，威胁皇帝处死宰相韦昭度、李溪以及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本来还想废去昭宗，拥立吉王李保为帝，听到李克用己经起兵的消息，这才在长安各留下二千人的军队，然后各自归镇。
李克用接到王坷的求救消息，遂上表昭宗，称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人派兵进犯京师、残害大臣、胁迫皇帝等，请求讨伐这三个藩镇。同时李克用向三镇发去征讨檄文，王行瑜等极为恐慌。七月，李克用至河中，王坷迎渴于路，大败王行约于朝邑。王行约弃同州逃入长安，与在禁军中任指挥使的弟弟王行实抢掠西市，然后又打算胁迫昭宗移幸那州，而枢密使骆全灌请求幸凤翔。京城大乱，诸军互相攻击，抢掠烧杀。昭宗逃出长安，入终南山谷中躲避，百官多不及从行。
李克用入同州，派人奉表问昭宗起居，然后包围华州，因李茂贞、王行瑜己出动军队，欲劫持皇帝，遂解围而赴渭桥，连战连胜。李茂贞见大势不好，自知不是李克用的对手，上表请罪，并求和于李克用。昭宗不愿李克用势力坐大，遂赦免李茂贞，并令李克用专门讨伐王行瑜。当时参与此次军事行动的还有其他一些方镇，其中李思孝、李思谏均为党项人。王行瑜连战连败，李茂贞派来的援军亦被击败，于是王行瑜请降于李克用。李克用包围那州，王行瑜登城求情，将逼迫皇帝的责任推给了李茂贞，李克用不理。王行瑜见外无救兵，于是弃城而逃，在庆州境内时被部下杀死。
由于此功，李克用晋爵晋王。昭宗正式任命王坷为护国节度使，镇守河中地区，不久之后，又加同平章事。王坷通过与李克用的这种姻亲关系，使他控制的河中和河东结成了稳固的战略同盟，实际上仍是在李克用的保护下才能生存。从双方的真实关系看，此时的河中镇己无法与王重荣时期相提并论，那时河中镇并不依附任一个强镇，而此时的河中镇已经沦为李克用河东镇的附庸。
朱全忠、李克用对河中的争夺
王氏兄弟的内争并不因王坷任河中节度使而结束，王珙虽然仍任保义节度使，但陕、状地区不如河中富庶，也不是其故乡。
李克用击败李茂贞、韩建，杀王行瑜后，率军回到了河东，随后又与朱全忠在河北地区展开激战，一时无法兼顾唐廷之事。于是李茂贞、韩建又开始跋馗起来，并且准备再次称兵入京。昭宗无法抵御，又一次逃出长安，打算赴太原投靠李克用。百官因为太原路途遥远，加之韩建屡次请求移驾华州，于是只好率百官、诸王入驻华州。韩建先是借口遣散护驾的二万禁军，斩杀禁军将领，又将随驾的八位亲王处死。面对此种情况，唐昭宗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注其他事务。
在这种局势下，王珙于乾宁四年三月，擅自率本部军队向河中的王坷发动进攻。王坷照例向李克用求救，王珙自知不是河东军的对手，于是又转向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请求增援。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杨师厚率军在猗氏南击败河中军队，包围了蒲州。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昭率军先后在猜氏、张店击败陕州的军队，宣武军见李嗣昭所率河东兵来势凶猛，遂撤兵而去，河中王坷又一次转危为安。
昭宗久在华州，无法返京，朱全忠派人营建洛阳宫室，打算把皇帝迁往东都；李克用对这种情况也深为不满，派大将李嗣昭率军进驻河中，准备再次进入关中。在这种情况下，韩建、李茂贞致信于李克用，表示愿意和好，并出资修葺长安宫室，希望尽快将昭宗送回长安，以免给人以干预此事的口实。昭宗知道韩、李二人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李克用之故，于是在光化元年四月，以王坷兼侍中，实际上是向李克用示好。同年八月，昭宗回到了长安。
这年十月，王珙不甘心失败，联合朱全忠的宣武军进攻王坷，王坷急忙向李克用求救，由于李嗣昭多次入河中，地理熟悉，李克用遂派其率军求援，在胡壁击败宣武军，又一次解救了河中之困。从此次双方作战的地理位置看，宣武军当是从龙门渡过黄河，进军河中境内的。
王珙为人残暴，前常州刺史王祝有威望，光化元年奉诏入朝，传说可能拜相。途经陕州时，王珙殷勤招待，并请求以子侄礼相待，被王祝拒绝，王珙大怒，将其及家人杀害后，投入黄河，掠其家资，然后以渡河时覆舟呈报朝廷，唐廷不敢洁问。光化二年六月，为其部将李播所杀，“自称留后”。
王珙之死，并不表示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中的结束，因为河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双方出于维护各自的政治与军事利益，这种争夺只能愈来愈烈。
光化末年，朱全忠在河北进攻幽州刘仁恭，李克用遣李嗣昭率军救之，双方多次大战，晋军败退。接着朱全忠因镇州节度使王铭投靠李克用，移兵攻之，连下数城，一直攻到镇州南门。王铭大惧请和，以其子节度副使王昭柞及大将子弟为人质，又以文增二十万稿劳沐军。朱全忠遂将女儿嫁给王昭柞，引兵返回汁州，这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囚禁唐昭宗，拥立太子为皇帝。朱全忠遂派人联络宰相，动员部分禁军将领斩杀刘季述等乱党，扶持昭宗复位。其下一步将要进军关中，控制朝廷，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篡夺唐朝政权，而实现这一目的最大障碍便是太原李克用。
天复元年正月，从太原入长安，必须经过河中，河中与河东连横，犹如长蛇，夺取河中则可以断长蛇之腰，使得李克用无法进军长安。这就是朱全忠欲图长安，先攻河中的军事意图。含山位于今山西闻喜县东南，在古代有道经今垣曲县，逾王屋山渡河可达河南。而且此前朱全忠己控制了泽潞镇，不担心后路被切断的问题。攻下绛、晋二州后，其派何烟防守晋州，就可截断李克用从太原派出援军的前进道路。王坷急忙遣使间道向李克用告急，
王坷见李克用无法救援，遂又转向李茂贞求救。王坷所说的天子神器问题并非虚言，此后历史发展己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王坷愿意将河中让给李茂贞，这段话既以眼前的利益相诱，又有长远的考虑，但李茂贞不是富有远见的人物，对王坷的请求不加理会。张存敬从晋州率兵包围了蒲州，攻打甚急。
在这种情况下，王坷只好按照李克用的吩咐，打算携家赴长安投奔昭宗。不幸的是，蒲州城外的黄河浮桥，即蒲津桥坏，河中有流冰，行船亦有困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人建议投降张存敬。王坷遂树白蟠于城头，又将节度使的牌印送交张存敬，主要是指当年王重荣招降朱全忠，并认亲之事。二月，朱全忠从洛阳至虞乡，先哭于重荣之墓，尽哀；河中人皆悦。坷欲面缚牵羊出迎，王氏家族统治河中镇，历二十年，至此终结了。
后来朱全忠又命王坷从汁州入长安朝见皇帝，走到半途，河中镇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决定了其与中央军事关系的密切性，这主要在河中镇自安史之乱以来至唐末朱全忠完全控制河中地区的历次战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河中镇与唐中央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在服从中央调遣，积极参与和镇压威胁唐廷统治，军事反叛以及防御外来侵优方面，
具体地说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为镇压安史叛乱的战争，二为镇压反叛藩镇的军事行动，三为防御吐蕃侵优的战争，四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其中最主要的军事作用表现在防御吐蕃侵扰与镇压黄巢起义方面，在这两个方面河中镇可以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吐蕃对关中威胁最严重的时期是代宗与德宗统治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河中发挥了军事指挥部的实际作用，郭子仪、浑瑊作为指挥对吐蕃作战的统帅长期驻守于河中，或亲赴前线作战，或指挥诸军作战，河中作为唐军稳固的基地，保证了官军后方的安全与稳定。
黄巢起义攻入长安后，河中镇在牵制与围攻黄巢义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发挥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率先倡导全国诸镇出兵关中，参与围剿义军；二是歼灭了义军大批有生力量，在重夺长安的战役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三是承担了协调与指挥诸路官军作战的指挥部的作用，诸道行营都监杨复光就驻扎在河中。
在参与镇压安史之乱与叛乱藩镇的战争中，河中军虽然频频奉命出征，除了平定周智光的反叛外，其余军事行动大都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其与中央的军事关系主要体现在服从朝廷的调遣，维护朝廷权威方面。
在代宗、德宗统治时期，先后发生了仆固怀恩和李怀光之叛，尽管参与叛乱的军队为朔方军而非河中军队，但都与河中镇有一定的关联，可以视为河中与中央军事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随着仆固怀恩和李怀光的平定，标志着朔方军命运的终结，而中央禁军在这些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拱卫长安，维护唐朝统治的中坚力量。唐末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军事集团对河中的激烈争夺，只能说明河中镇军事地位的重要，由于这一时期唐廷已经丧失了对全国的控制，故这些战争不是河中镇与中央军事关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