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唐太宗时长安弘福寺僧。宋《宣和书谱》称其:“积年学王羲之书，其合处几得意味，若语渊源，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所能到者。”“模仿羲之书，必自怀仁始。岂羲之之绝尘处不可窥测，而形容王字者，惟怀仁近其藩篱耶。”

清代的蒋衡在《拙存堂题跋》中说:“沙门怀仁乃右军裔孙，得其家法，故《集圣教序》一气挥洒，神采奕奕，与《兰亭序》并驱，为千古字学之祖。”

东晋时期，南迁的士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以玄学思辩、服药、饮酒、游心自然、清谈乃至寄情书法等方式，营构了与汉代读书人很不相同的精神世界，“翰墨之道”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其内涵得到扩展。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士族书家，不仅使行书作为字体完全定型，而且在艺术上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标志。

《世说新语》赞王羲之书“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唐天宝年间的书法家窦臮在其《述书赋》中这样评价王羲之:“然穷极奥者，逸少之始。虎变而百兽跧，风加而众草靡。……犹以为登泰山之崇高，知郡阜之迤逦。逮乎作程昭彰，褒贬无方。秾不短，纤不长。”着实尽善尽美。

董其昌在叙述自己学书经历时讲了一个故事，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他年轻时照着古帖上的字练了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今南京)，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