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也曾风光过。
我们柳家是河东的名门望族,所以,人送外号“柳河东”。
然而,光家世好,不足为奇。君不见,朱雀大街(长安中轴线)上天天有鲜衣怒马的阔少爷驰骋而过。
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仅家世好,还特别有才!
13岁那年,朝廷平定了李怀光之乱。
崔中丞想向朝廷上表祝贺,找我代笔。刚好那阵子,我缺零花钱,便一口答应了。
万万没想到,我这篇《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竟然得到了圣上的点赞。
我一时名声大噪,成了家喻户晓的神童。零花钱有了,名气也有了。
所谓“名利双收”,不过如此吧。
21岁那年,我考中了进士,相当难得。
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意思是,30岁考上明经,已算晚矣;50岁考中进士,犹未迟也。
比我早生一年的白居易,27岁考中进士,然后喜滋滋地晒朋友圈: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白居易也太沉不住气了,不过,比孟郊强些。
孟郊46岁考中进士,居然租了辆车,在京城玩起了漂移。就这么漂来漂去,顺便造了个新词——京漂;写出了刷屏金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白居易27,孟郊46,而我21岁考中进士。我是不是也应该像他俩一样嗨呢?并没有。
考中了,我不觉得有多光荣;考不上,也没有淡淡的忧伤。
因为考取功名,对于我这样胸怀远大的人,有什么裨益呢?(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与远大者何补焉!)
26岁时,我担任了第一个官职——集贤殿书院正字,也即皇家图书馆管理员。
要知道,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前途可大可小。做大了,前途无量。
或许是这个原因,很多前辈都主动跟我交朋友。
比如前面说到的白居易,以及和白居易同一年出生的刘禹锡。
刘禹锡是才子,写的诗动辄10万+,圈内人都管他叫“诗豪”。
再比如韩愈。我、刘禹锡和韩愈经常喝酒唱和,不醉不罢休。
如果说李白、杜甫、高适是“盛唐铁三角”,那么,我们仨就是“中唐铁三角”了!
还比如韦执谊。韦执谊有个族兄,这族兄又有个女儿叫韦丛,后来嫁给了元稹。没有韦丛,就没有元稹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我结识的所有大佬朋友中,咖位最高的是王叔文。
王叔文是宰相?Oh,no!
王叔文的职位是棋待诏,工作是陪唐德宗下棋。就这么个类似老板司机的职位,我为啥说咖位最高呢?
因为王叔文还兼职太子侍读,专门辅导太子李诵功课。太子李诵将来登基即位,王叔文就是帝王师啊!
当然,我不是那种势利小人。我愿意结交王叔文,还有别的原因——他是个好人。
王叔文经常给太子李诵叙述民间疾苦(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
太子李诵即使深居东宫,也耳闻窗外事。在王叔文的谆谆教导下,想必太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好皇帝!
太子李诵也确实成了一个好皇帝。
公元805年,李诵登基即位,是为唐顺宗。唐顺宗甫一继位,就开始革除弊政。
先说当时存在哪些弊政吧。
一是藩镇割据。史载“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天子熟视,不知所为”。节度使们各自盘踞N个州,而面对这种局势,皇帝也只能干瞪眼。再多看几眼,节度使就要恐吓“你瞅啥”了。弄不好,又是一场安史之乱。
二是宦官专权的苗头已经出现。宦官嚣张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废皇帝,甚至弑君,简直比董卓还董卓。(废顺宗,立宪宗,有宦官从中作祟。)
三是其他弊政。比如白居易《卖炭翁》中所讽刺的“宫市问题”;白居易还写过一首《杜陵叟》,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笔锋直指苛捐杂税。
革新派,就是在这种情势下登场的。
我、刘禹锡和韦执谊,成了革新派的主力。而革新派的头头,正是王叔文。
我们颁行了一些措施,反响不错,“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老百姓是高兴了,守旧派却很不爽。因为某些革新措施,触犯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
好在我们有唐顺宗这么硬的支持,守旧派也不敢怎样。
然而,我们的支持突然倒了,因为唐顺宗中风病倒了。
那些宦官趁机逼迫唐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李纯上位,是为唐宪宗。
从某种程度上说,宦官有扶立之功,所以,唐宪宗自然亲近宦官。
我们这些前朝旧臣,因为当初没有拥戴唐宪宗,遭到了打压。
先是王叔文、王伾(pī)被贬,然后我、刘禹锡、韦执谊等八人也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革新派当中,我罪行最严重(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被贬到永州任司马员外置同正员。
永州司马,也算个官了,只不过属于编制外(员外置),没有实权。
不过,身为罪臣,我本就不指望朝廷给予权力(俟罪非真吏)。
真正让人寒心的是,朝廷不给实权也罢,连职工宿舍都不给安排。
那个大雪纷飞的寒冬,当我带着67岁的老母亲,一路颠沛到了永州,却发现连职工宿舍都没有,怎一个愁字了得!
那么晚上睡哪呢?只好借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破庙里。
刚搬进去的时候,中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野鸟把这儿当成了游乐场。(戏凫鹳乎中庭兮,蒹葭生于堂筵)
好在龙兴寺居高临下,可以开窗放入大江来,可以门泊山谷众林麓。
龙兴寺破是破了点,但好歹面朝大江啊!
想到这,我心中又有了小确幸。
永州是用来流放罪人的地方,环境恶劣,蝮蛇、马蜂横行野外,水中游荡着毒虫。(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则畏射工沙虱)
所以,每当朋友读到我写的山水游记时,总误认为永州是苏杭那样的好地方。
毕竟,我笔下“水尤清冽”的小石潭、“萦青缭白”的西山、“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的钴鉧潭……实在让人无法跟流放之地产生联系!
我除了写山水游记,还写一些讽刺文章,比如《捕蛇者说》。
刚才也提到,永州野外有蝮蛇横行。
永州当地有一种异蛇,毒性强烈,无论草木还是人类,接触它都得死。(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然而,这种异蛇晒干后,却是种名贵药材。
农民只要交纳两条蛇干,就可以抵充一年的赋税。
所以,很多农民冒死捕蛇。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通过描述农民“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的生活惨状,来讽刺“赋役苛于蛇”。
此外,还有那首《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上人鸟声俱绝,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
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只有一点黑。
那是独钓江上、披蓑戴笠的渔翁。
渔翁被大雪封杀,找不到一个同类;
我则被朝廷封杀,寻不到一线转机。
公元814年,我被贬永州的第10个年头,转机出现了。
当初被贬时,唐宪宗曾放出狠话:“即便朕大赦天下,你们也不在被考虑之列!”(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包括恨。
十年过去了,唐宪宗也没那么恨我们了,于是将这些被贬的官员征召回朝。
接到朝廷的诏书,甭提我有多高兴了,堪比苏武凯旋归汉的心情。
回长安的路上,我骑在马上,总怀疑这只是一场梦。
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
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
途径汨罗江时,我又作诗一首: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当年被贬永州时,我就没像屈原那样绝望,因为我坚信,自己迟早会再被朝廷起用。希望汨罗江的春风助我乘风破浪,及早回到长安,效力朝廷。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长安玄都观,桃花始盛开。
刘禹锡的才思也如春暖花开,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不自觉地钻进了脑海: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倒霉的是,刘禹锡的这首诗,被小人举报了。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玄都观里的一千多株桃树,想必都是在我刘禹锡离开之后混进来的吧!
刘禹锡分明是说: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才让你们有机会出头。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首诗被曲解成这个意思后,很快引发众怒,好像触动了弓弩的扳机一样,各种诋毁一时间纷纷冲刘禹锡来。(一坐飞语,如冲骇机)
明摆着是一出文字狱,然而,唐宪宗居然信。
唐宪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们再度被贬。
第二次被贬,刘禹锡最惨,被贬为播州刺史。
播州,古称“夜郎”(即夜郎自大那个夜郎国所在地),妥妥的不毛之地。
我眼前一黑,想到了当年母亲病倒在永州的伤心事。
而刘禹锡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若去了播州,恐怕也捱不过吧!
这次,朝廷把我贬到柳州。柳州虽然僻远,但比播州好些。
于是,我上书朝廷,表示愿用自己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
虽然柳州仅比播州多一点点好处,聊胜于无吧!
唐宪宗没同意,不过,刘禹锡被另派到了连州。
想来,唐宪宗是动了恻隐之心,但又不愿让别人觉得是听取了我一介罪臣的建议。
韩愈听说这事后,发微博@我: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在永州蛰伏了十多年,却等来了第二次贬谪。
我和刘禹锡顺路,就一道走。
走到湖南衡阳,终须告别了。
不知为何,我突然预感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心中涌起一股男儿落泪的伤悲。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我到柳州以后,心中郁结,难以言说,苦闷到写一首诗,都得同时@4位好兄弟了。
仿佛多一个好兄弟倾听,我心中苦闷就减少一分。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题中的“漳汀封连”代指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他们分别被贬到这4个州做官。)
差不多在这时候,白居易出事情了。
是这样,藩镇派人刺杀了主战的宰相武元衡。
白居易身为左赞善大夫,本职工作应该是多陪陪太子。
然而,白居易毕竟是白居易,是那个敢写《长恨歌》讽刺唐明皇的白居易。
白居易率先进谏,大胆地提出“削藩镇,为武元衡报仇”。主和派担心惹恼了藩镇,便借口白居易越职奏事。
白居易遂被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谪居江州期间,写出了一篇现象级爆文《琵琶行》。
《琵琶行》中有句诗,刚好道出了,我一直以来想对白居易、刘禹锡等难兄难弟说的话: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