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称得上是人世间最会描写爱情故事的作家之一。这位天才的艺术大师不拘一格写精灵，他借助于奇异怪诞的花妖狐魅，把人类社会小男小女的种种爱路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闻似见。特别是在《莲香》、《娇娜》、《小谢》这样一些“双女”的篇章里，更是写得缠绵绝绝、韵味悠长。它像磁铁一样，以爱的磁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芸芸众生，令无数读者为之如醉如痴、唏嘘连声。
在人们的想象中，蒲松龄无疑应当是一位风流才子、一位情种，他的爱情生活也一定丰富曲折、充满情趣。可当人们找来《蒲松龄传》、《蒲松龄年谱》等一类书籍，打开一看，却不能不感到傻了眼：原来他的经历是如此地单调，单调得让人意外；他的爱情也十分平淡，平淡得让人乏味。
蒲松龄的确是位才子，但绝不风流。他家道中落，结婚时只分得不蔽风雨的老屋三间，还借了亲戚的一块白木板聊隔内外。荆妻刘氏是一位“文战有声”、但无功名的教书先生的女儿，亲事是由双方父母给定的。
婚后，刘氏生儿育女，默默地操持家务，与蒲松龄相伴始终，蒲松龄爱她、敬她，她是一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性情温谨贞静的善良女性。她的行为，与《聊斋》许多篇章中充满野性和叛逆精神的狐妻鬼妾，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联系得上的。甚至连他们的几个孩子，在她亲手调教下，也都一个个“内行修谨，不苟尺寸”。
生活的艰难与贫困，多子和灾荒的折磨，尤其是科举的屡屡受挫，蒲松龄的日子过得十分沉重，为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他不得不常年在外，去为大乡绅人家当私塾先生。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他是一位“口呐呐似不能言”的骏学究。
大乡绅家的规矩多。教书先生要为人师表，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铁箍一样的刻板生活，加上经济的拮据，哪里能够给他提供什么发生风流韵事的客观条件呢？
另一方面，作家打心眼里还没生出这份“邪念”，他认定自身是“病瘠瞿昙”转世，今世合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不难想象，一个以出家人胎骨自许的三家村冬烘先生，还能萌生什么艳遇之想呢？！
真是太扫兴了！依据文学和社会生活的鱼水关系，人们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位“妙笔遍生艳情花”的聊斋主人，竟会没有一点发人情致的罗曼史。这十分矛盾的现象，该怎么解释才符合真实？可真是一个难参的谜啊！
有人推测是传奇小说的影响，有人分析是民间传闻的作用，也有人归结为作家想象力，等等说法，不一而足，可似乎都没有触及谜底，难以令人诚心信服。
这个谜一直猜到后来一个新的说法出现了。有位北方学者从《蒲松龄集》中找到了一篇题为《陈淑卿小像题辞》的骈体奇文，并读出了“个中奥妙”。
这篇骈文显然出自蒲松龄的手笔，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述了“我”的一段特殊经历：因为家乡发生了战事，村人纷纷外出逃难，途中，“我”与家里人失散了，只好孤身一人惶惶而行，并躲进山里，为了找水暍，偶然遇见同样无亲无靠、来此避难的妙龄美女陈淑卿。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刻，人性、人情的力量，比较容易地战胜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两个孤男寡女，决定结伴而行。由于相依为命的关系，他们产生了爱情，并结成了夫妻。
半年之后，战事平息，他们双双回到了家乡。因为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结合被视为“野合”，被斥为“非礼”。公婆不敢承认这位送上门来的媳妇，社会也拒不接受他们的婚姻。在强大的封建意识的压力下，他们无可奈何，一对患难夫妻就这样被活活拆散了。
可是，“芭蕉虽死心不焦”，他们俩相互爱慕的心并没有因此而冷却，各自都还在苦苦思念着对方，私下里依然还在继续往来着。后来，陈淑卿生下了他俩的爱情之果，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公开抚养，只得把这可爱的小生命忍痛送给别人。
又过了几年，这篇奇文中的“我”，说服了后来父母给他娶回来的妻子，答应把陈淑卿接到家里来。这位妻子愿意学着娥皇、女英的样子，要和陈淑卿共侍一夫。可惜陈淑卿刚接进府中，就不幸染病在身，没过多久，竟自撒手尘寰，一命归西去了。留下的仅有一幅薄命美人的小画像。
为了表达相思不已的感情，作者写下了这篇题词。
《陈淑卿小像题辞》的确颇似蒲松龄的自述罗曼史。作品中所说的那场战事，也确曾发生。经专家考证，那便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发生在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只是栖霞距蒲松龄出家乡淄川还有好大一段路，虽说陈淑卿也有可能从那个方向逃难或者移民来到淄川一带，然而蒲松龄却没有留下逃难的记录呀！要么就是蒲松龄故意把事情写得扑朔迷离以便让人难以指实。
此后不久，蒲松龄因为心情不佳，决定出门远游。正巧，他的同乡好友孙树百要到江苏宝应县赴任，邀请蒲松龄去那里做他的幕友，于是，两人很快便一同南下了。
大家不禁要问：蒲松龄的心情因何而不佳，且非出门远游而不能排解？更何况行迹又是如此匆匆？会不会因为不能和陈淑卿相厮守而苦恼烦闷，又会不会借远游来避睽睽众目，以实现携佳人而同居的目的？
这位发现蒲松龄“罗曼史”的学者，细心地给我们引述了作者南游期间的一首诗：我到红桥日已曛，回舟画桨泊如云。饱帆夜下扬州路，昧爽归来寿细君。
诗题是《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记载着与孙树百同往扬州出差，心里却记挂着要在次日清晨赶回来为“细君”做寿。按说，这个“细君”自然是陈淑卿了，电视片《蒲松龄》就把这段艳情编了进去，播放出来则颇见情趣。可是，其中并不是没有疑点的，别的暂且不论，就说这“细君”一词，当时一般都用来恭维人家的小妾，是一种含有尊重主人意味的称呼，而不兴拿来指自己的小老婆。人所共知，蒲松龄的文字功夫很深，他恐怕还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来吧！
那么，《陈淑卿小像题辞》的写作究竟缘何而起呢？
翻开《蒲松龄集》，人们便不难发现里面有不少作品是代人之作，其中仅《聊斋文集》中代孙树百的文字就达八十一篇之多，因为他当时身为幕友，代人捉笔正是职责之所在。于是有人提出：《陈淑卿小像题辞》是一篇代友人哀悼亡妻的作品。
可蒲松龄又偏偏十分细心，凡代人之作必在题中或题下明白标示，《陈淑卿小像题辞》却没有任何这类标示。这话怎么说呢？
而除此篇之外，又找不出别的证据来判别虚实真伪，可真把人弄得如同丈二和尚，竟自摸不着头脑了。
问题回到了开头：蒲松龄究竟有没有“罗曼史”呢？我们不可能“起古人于地下而问之”，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尽管学界对“罗曼史”之说难于首肯，但每个人仍然不妨用自己的感受去辨析。
试想：如果从蒲松龄为人方正来看，似乎不可能做出什么掩人耳目的“苟且”之事，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一段隐秘艳情，像他那样迂朴的文人，似也未必肯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收在自己的文集里，让后人来指指戳戳。即在当时，也会因之有损声名而不利于他汲汲追求的功名大事啊！
但是，如果再从《聊斋志异》本身来看，假使抽掉书中的全部爱情故事，它还能剩下多大的魅力呢？
也就是说，蒲松龄毫无恋爱体验，却同时又是一位描写恋爱的专家。这到底为什么呢？至今还是一个谜，一个尚未真正解开的奇特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