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了拯救风雨飘摇的民族，张学良与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施以“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迫使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方针，罢手内战，专心抗日。

这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早已流传甚广，几乎无人不知。

但在这场风波前后，张学良对陕北红军的资助，尤其是物资和财政方面的接济，却鲜为人知。

中共到陕北后从张学良获得弹药1100万发，100多万元的支持

到达陕北后的困境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的跋涉与颠簸。

虽说此后不再日日奔波，然生活的困境却如影随形，红军的物资短缺愈发严峻。

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到军事装备，无一不面临拮据的窘境。

这一局面并非危言耸听，单从1934年与1936年红军供给标准的变化便可见端倪。

1936年的标准几乎是1934年的一半，甚至缩减至三分之一、十分之一。

有些项目干脆不再列支，或是被合并入其他类目，比如教育费、零花费用等。

同一类目在1936年比起1934年也显得简单粗糙，细致的安排无处寻觅。

相反，那些带有福利性质的项目，如抚恤金和技术人员津贴，却意外地得到精细化处理，显然是为了安抚军心、吸引人才所迫。

陕北红军物资紧缺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令人无奈。

长征后的红军扎根于经济落后的陕甘川康地区，这些地方本就贫瘠，自然难以为数万人的军队提供充足的供给。

其次，国民党在军事上封锁，经济上更是紧逼，断绝一切外援，使得红军如困兽犹斗。

而且供需之间的严重失衡让困境雪上加霜。

陕甘苏区仅有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之前，中央红军加上红一方面军大约有3万人，供需比例尚能勉强维持在13∶1。

然随着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人数剧增，供需比例骤然拉近至5∶1，如此悬殊的比例，自然让红军陷入愈加严重的物资危机。

在此困境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有限，筹款几月而无所得，连基本的器材用品都无从筹备。

令人无奈的是，印制所需的纸票甚至因缺纸而赶印不及。

面对这一难局，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

自红一方面军稳定于陕甘后，中央多次发布电文、训令，压缩开支、厉行节约，节流的同时，更是全力筹集粮款，以至于“某地有土豪粮食百余石”都需报毛主席、周恩来统筹处理。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根据地资源不足、后勤补给困难的问题，红军发起了东征和西征，意图拓展生存空间，获取更多的物资支持。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深知，在国民党重重包围中要突围，靠的绝不只是刀枪和决心，更需要智慧的谋略。

于是，联络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便提上了日程。

然则，联络工作初始，中央并未指望这些军阀们会心甘情愿地伸出援手。

毕竟，利益当道，直求援助显得天真。

故而中共另辟蹊径，提出一条更具操作性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试图以互惠互利为名，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红军供给的燃眉之急。

这一方案的高明之处，不在于多么深奥，而在于它的务实。

求一时之援不若谋长久之利，“通商”的背后是一次次局部利益的交换，亦是彼此防线的缓和。

于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接洽逐渐铺开。

援助弹药1100万发

1936年，被红军释放的东北军团长，意外成为了中共与东北军联络的纽带。

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送来的罐头、水果等礼品重返瓦窑堡，传递出东北军希望与红军面谈的信号。

19日，李克农迅速抵达洛川，与东北军高层王以哲会面。

出于对张学良实力的判断和苏联援助的期望，1月20日，毛主席致电李克农，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联合抗日，并暗示如果张学良有诚意反蒋，红军可以帮助其在西北站稳脚跟，甚至助其收复平津与东北三省。

毛主席承诺的“军饷、械弹”显然出于对苏联援助的高度信心。

这一建议对张学良思想的影响不可小觑。

他看重的不仅是苏联的物质援助，更是中共作为苏联桥梁的关键作用。

苏联，正是张学良抗日的战略后盾。

20日晚，张学良亲自赶赴洛川与李克农商谈。李克农提出的“休战”与“经济通商”建议，张学良一一赞同，双方决定各自坚守现有防线，并恢复经济往来。

会后，张学良更慷慨赠送1万元给中共，这无疑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打开了大门。

张学良如此急切停战，原因无非两点。

一则，国仇家恨让他厌倦内战，更希望团结一致抗日。

二则，蒋介石的“围剿”策略不但意在削弱红军，亦是对东北军的无声打压。

张学良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更坚定了与红军联合的决心。

1936年2月初，高福源致电彭德怀，告知张学良将于15日自南京返西安，希望李克农前往洛川再度会谈。

2月10日，周恩来指派李克农前往洛川，任务明确：推动“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务求谈成。

显而易见，在双方达成“停战”默契之后，中共最为急切的便是打通经济通道，缓解红军日益严峻的供给危机。

2月25日夜，李克农与钱之光冒雪抵达洛川，但张学良因事未至，李克农遂与王以哲展开会谈，双方基于上月的谈判，很快于28日达成口头协议：

东北军可在甘泉、肤施城周围20里内自由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也不得对苏区民众强买强卖。

同时，苏区民众亦可赴白区采购日用品，东北军驻地须予以便利。为避外界察觉，驻鄜县的东北军将象征性检查，双方互不侵犯。

3月4日，张学良亲自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

长达至次日凌晨的会谈虽有争论，但在坦诚氛围中双方达成共识。

李克农就张学良的诸多疑问，依瓦窑堡会议精神予以解释，且转告了红军东征的战果，并再次提及军用地图的需求。

对此，张学良欣然应允，同时希望毛主席或周恩来亲自出面继续谈判。

3月16日，李克农赶至石楼向毛主席汇报。

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抗日意图真切，遂决定由周恩来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继续谈判。

同日，毛主席与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此决定通知，并对张学良赠书表示感谢。

至1936年4月，双方初步达成合作协议。

协议中，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成为核心内容，不仅为中共提供了物资支持，也增进了与东北军的信任。

事实上，通商互济，张学良部在困境中同样有求于此。就在这一过程中，张学良开始暗中接济红军，虽有限且有条件，却为后续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的会晤堪称历史性时刻。

这场对话，注定了之后抗日局势的风云变幻。

张学良对苏联援助心怀热切，迫切希望苏联能在联苏抗日的关键时刻施以援手。

他对苏联是否真正支持中国抗战的疑虑显而易见，而周恩来的回应则是坚定而清晰，给了张学良一剂强心针。

在双方已达成经济通商的基础上，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和红军的给养已然捉襟见肘，急需张学良协助购买无线电设备、医疗物资等。

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应允，普通的采购物资由红军自设商铺购买，至于无线电和药品则由他亲自代为办理，甚至承诺可送弹药相助。

此时，时任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的吕伟绩透露，张学良曾在肤施与周恩来达成秘约，约定为红军补充1100万发弹药。

这批弹药由东北军第一二九师、第一○八师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负责补给，并严格保密。

虽说吕未参与会谈，但其言论并非毫无根据。

张学良更是慷慨地表示，东北军储备的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这些物资足以供红军两三年之用，并且他愿为此承担全责。

不仅如此，他还坦然告知周恩来，自己有一笔不小的私人资金，愿意投入到抗日事业中，作为军费使用。

4月10日凌晨四点，告别时，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本《申报》60周年纪念版，这是中国首部按经纬度绘制的精确等高投影设色地图，作为一份别具意义的礼物。

同时，他慷慨解囊，以私人名义当场捐赠了2万大洋。

据张学良部粮秣处长张政枋回忆，确实有此项支出。另有一说法是张学良捐赠的数额达到了5万大洋，这一说法虽无定论，但足见张学良对中共红军的慷慨支持。

此后的岁月中，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从未间断。

这些物资由张政枋等人悄然送达，持续至1936年12月9日，直至西安事变的前夜。

西安事变后公开援助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慷慨解囊，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与他的思想理念及特殊处境息息相关。

他与中共有着共通的抗日主张，这是他深埋在国恨家仇中的执念。

九一八事变后，故土沦丧，张学良心中的抗日情绪愈发炽烈，促使他与中共在民族大义上产生共鸣。

抗日，是他无法放下的责任。

其次，张学良深知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战略意义，而中共正是与苏联紧密相连的关键纽带。

在他看来，若要赢得抗战，不仅仅是依靠内部的团结，还需要大规模的外援，特别是苏联提供的军事物资。

因此，接济中共，不仅仅是解燃眉之急，更是为未来铺路，意在借助中共之力，与苏联建立长期合作。

尤其是，当他获知南京政府已通过董健吾等人与中共接洽后，张学良愈发意识到，联共抗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势，绝非一时之权宜之计。

张学良的接济中共，既是出于对红军暂时困境的同情，亦是战略上的深思熟虑。此举并非简单的示好，而是长远谋划下的实际行动。

若是为了讨好中共，他不至于在之后不断输送物资，而是因他从未动摇联共抗日的坚定决心。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不再掩饰，对红军的接济逐渐公开化。

1936年12月12日，这场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为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行动，中共迅速派遣红十五军团南下，与东北军会合。

三天后，12月15日，张学良派遣粮秣处长张政枋及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赶往渭北耀县、富平慰问红军。

携带着30筒白金龙铁筒香烟、20箱牛肉罐头、25箱饼干，张、孙二人表达了东北军对红军的公开支持。

尽管这些物资象征性居多，但其意义却不容小觑——这标志着国共斗争十余年来，红军首次公开接受国民党军的物资援助，预示着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到来。

12月16日，张政枋向张学良汇报了此次慰问的详情。

得知红军缺乏棉衣鞋帽，穿的是地方粗布衣物，官兵大多食用粗粮且部分人因此消化不良，缺医少药，张学良当即决定，调拨西安附近东北军旧棉衣鞋帽、粮食以及军医处的药品，先送一批给红军，以解燃眉之急。

张政枋奉命迅速联络各方，通过张学良的卫队团将物资转送红军。

同时，张学良下令军需处紧急赶制3万套棉衣，限期交付红军。

此任务交由时任西安工务科中校科长杨佩珩负责，杨佩珩凭借民办工厂，在重重困难中成功督办，棉衣如期完成，并通过红军西安办事处逐步接收。

12月17日，事态发展至高潮。周恩来、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应邀赶赴肤施机场，张学良派自己的专机，由刘鼎携带大量援助红军的弹药，在肤施机场迎候周恩来一行。

这一幕，不仅象征着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迈入公开化阶段，也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实质基础。

张学良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示出他在国共合作的关键时刻，既有远见卓识，也有实际行动。

他不再仅仅是抗日的提倡者，更成为实际行动中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