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绪二年末持续至光绪四年的“华北大旱”（也称“丁戊奇荒”），当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波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因灾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 -- “大清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面对荒年，满清的官员们反应并不慢。光绪三年五月，刚刚到任的山西巡抚曾国荃意识到大灾已至，上奏朝廷请求拨给赈灾钱粮。而此时的朝廷自己也度支困难，因此只同意从山西每年应解京饷（五十万两）中截留二十万两作为赈灾之用。
曾国荃不得不成立赈捐局，开始从官方、民间两个方向组织捐输，筹措赈灾款项。
官方组织的捐输有两种形式。一是地方府衙向大户富商发出“倡议”，因为这种倡议带有半强迫的属性，因此官绅们的抵制情绪很高。或各种理由、方法推脱，或按最低建议缴纳。
另一种方式相对温和，即捐纳一定钱粮后，官府授予捐助人“虚衔”。但职衔低了刺激不了购买热情，高了又需要上报朝廷层层批复，还得顾虑政敌的攻击，因此这块的实际收益其实也不高。
民间的捐输大致由各地拥有一定民望的士绅自发组织。受教育、社会观念的影响，各地富商大多社会责任感不强，对此反应普遍冷淡 ……
募集赈灾资金的艰难，让曾国荃也忍不住吐槽这些富户。但即便是曾国荃以“穷者不能生存，富人也无法安享富贵”来威胁，效果仍然寥寥。
该县（榆次县）著名巨富二十余家，闻其家赀大者亦五六十万不等，何以此次捐银十四万两耶？此上富未能尽力捐输之实据也。
《曾国荃全集》
不过也不能苛求这些富商，家天下的年代，眼里有家无国也是很正常的。但各地富商如果愿意慷慨解囊，这次灾荒死难人数肯定会大幅度下降，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吧。
募集到资金后，朝廷和官府具体应对荒灾的“荒政”一般有设立粥厂、平粜、放赈、免饷减税这几种。
免饷减税是临时减免受灾地区的税赋以及应承军饷，降低灾民负担和生存压力。这个方法更多是在灾后恢复时期才有效果。
平粜是官府将储备仓的粮食以较低价格放入市场销售，稳定灾荒期间的粮价。这个方法的成效，大多由官府粮食的多少来决定。然而这次荒灾期间，受灾五省普遍缺乏存粮。
因此“丁戊奇荒”时期对灾民更有力的救助是“粥厂和放赈”。
设立粥厂为官府在各地设立临时“食堂”向灾民提供餐饮，放赈是直接向灾民发放粮食或银钱。但是这两种免费救济，在当时存在很大的问题。
受交通运输条件、组织能力的限制，粥厂和放赈往往只会设立在主要城市或要道关卡。这让大量散布于乡村的灾民难以获得救济，“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不少灾民就饿死在前往粥厂的路上。
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之财力，皆消磨于脚运之中。
《曾国荃全集》
另外极其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也让赈灾工作事倍功半。大量人力、物资、资金被消耗于运输之中，其对应的则是伏尸各处的灾民。
在直接救济之外，稳定社会秩序则是地方官员们更为重要的任务。
因为灾荒的威胁必然让社会人心浮动，加之还未剿平的“捻军”和陕甘的“回变”。稳定秩序不仅关系赈灾成败，甚至关系着大清的存亡。
受灾各省对应使用的方法非常一致 – “人头换秩序”。下放死刑权，不轨之徒一经拿获即就地正法。
这种方法在破坏司法制度、侵犯皇权（皇朝生杀大权理论上只属于皇帝一人）的同时，一旦施行无度，对于无权无势的平民来说绝对是灾难。对于官员们这是他们高效处理各类案件、提升政绩的大好时机，对于平民则意味着帽子一扣有死无生。
虽然不知有多少人成了无辜的冤魂，但这种方法短时间内确实起到了效果。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进入山西赈灾之初就疑惑，如此大灾为何不见抢劫？一张告示为他释疑“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
贪腐差不多是各皇朝赈灾挥之不去的伴生物了，此次华北大旱也不例外。不过这次受灾五省的督抚一级官员不但没有参与其中，还都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
曾国荃、丁宝桢（山东巡抚）等都有直接正法贪腐官吏的记录，在他们的监督和严令下不仅大部分官员可以做到严于律己，而且部分官员还累死在岗位上。
例如李鸿章的干将朱其昂、甘肃道员张树炎、知州陈世纶、知县刘翔翰等。根据曾国荃的奏报，仅山西一省灾荒期间就因劳累、疫病陨没了八十多名官员。
最后这次灾荒，皇朝遇到了千年未有的新事物 –洋夷要赈灾。
灾荒爆发后，传教士们出于各种目的纷纷参与到赈灾活动中。然而不同文化的碰撞，让他们的行为受到了朝廷和民间的质疑以及反弹。
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
《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 瞿鸿禨
在不少官员看来传教士们救灾只是后续预谋不轨的借口。在他们的鼓噪下，清廷传谕各省督抚，对于欲参与赈灾的传教士要“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河南巡抚李庆翱对这一训令执行的最为坚决，各种软硬兼施。反正就不让传教士们进入河南赈灾，在他的带动下开封甚至贴出了“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的告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来就不是一句玩笑。
山西巡抚曾国荃则比较模棱两可，虽然他最初对李提摩太很冷淡，但看到他确实是来救人性命的，也就不再干扰转而积极配合。因此李提摩太也成了这次赈灾中最有作为的传教士。
虽然他个人只带了两千两白银进入山西，但他通过报刊发动舆论，在海外募集了二十多万两白银。最终李提摩太用他募集的钱粮，救助了不下二十五万灾民。
此外李提摩太还提出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从山东修路直通河南（以后有条件可改为铁路）以方便海外赈灾粮食进入重灾区。只是在比较仇洋的丁宝桢看来，这是洋夷欲侵入内地的阴谋，予以拒绝。
虽然不少传教士因为官府和民间的阻扰未能实际参与进赈灾之中，但是他们的行为还是给这次赈灾带来了积极效果。
当时民间的士绅们大多认为传教士这么做是为了借机扩大影响、招揽教徒。出于和洋教竞争，为孔孟之道维护群众基础的目的。不少士绅也开始主动参与、组织赈灾活动。苏州的士绅们针对赈灾的信件、集会讨论就可说明这一点。
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 … 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袁遂回谢家福信》
（尤春畦）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齐东日记》
苏州士绅谢家福带着从家乡募集的钱财，前往山东参与赈灾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提醒自己此行“为敌夷，不为赈灾”，不过他的“奇葩理念”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谢家福觉得小孩无知，理解不了守节大义，也不能苛求他们像成年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因此他决定将有限的资金全部用于救济儿童，很多孩子因他的“大义”之举在那个残酷的年代得以活命。
不论他们的动机、目的是否荒唐、正确，苏浙一带的士绅们前后捐助了近七十万两白银，也实实在在的救活了很多人命 -- 善莫大焉。
由上可以看出，满清虽然腐朽、不堪，但并不是一无是处，仍能承担它的基本职责。这是这个摇摇欲坠的皇朝又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原因，这也是大灾之下却未爆发明末那种大规模起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