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以为陈胜吴广最牛，面对皇帝老儿的“崇富贱贫”不公平，人家敢“揭竿而起”。稍微长大点，又“仇恨”喝人血的资本主义，觉得资本主义一碗水端不平，无度压榨剥削劳动人民太无耻。那会儿，我们对“一碗水端平”的信服，是发自内心的、纯粹且认真的无私。

但很快，有一种人就发现了这不是绝对的“真理”，打破甚至破坏“一碗水端平”这个人类最普遍也是最发自内心的“希望”的，竟然还包括自己的父母！

家里排行老二，上有哥哥或姐姐，下有弟弟或妹妹的出来走几步，印证一下下面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父母偏心眼，这是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极力否认，又一次次用行动“印证”其偏心眼属实的现实。

不信？咱们用事实说话。

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时，父母的心思全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万千宠爱全是他/她的，摘星星要月亮，要啥给啥；家里有了第二个孩子，父母的爱要重新分配一下，但还不至于“偏心眼”，一人偏爱一个，宠爱看似“减半”，实则一点没减，父母有夫妻这个因素，两人会爱屋及乌，归根结底，两个娃仍然生活在“1+1大于2”的蜜水罐里。

但是，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原本“一碗水端平”的父母之爱，就出现了倾斜。说别人家，容易有“背后说人”之嫌，就以我家为例。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我们姐弟三个，各差5岁。我居中，排行老二。

太小的事记不得，自从有了弟弟，我就明白一件事，我爸疼我姐，我妈宠我弟弟，到什么程度？就说吃苹果，我爸分的话，最大的给我姐，小一号的给我弟，最小的给我；要是我妈分发，我姐和我弟的大小顺序换一下，我保持原位，还是最小的那个苹果。

理由很简单朴素，我爸说，你得让着姐姐，姐姐是女孩；我妈说，你得让着弟弟，弟弟小。

我还就听进去了。

从医学角度看，人心长的位置本来就偏，左右心室，没有居中。在现实生活里，尤其是多子女家庭，父母的爱不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的，总有相对偏爱的一个子女，因此，也就避免不了有相对“疏忽”的一个孩子。

甭不信，小时候老挨我爸打，我一度对于“我是垃圾坑里捡来的”深信不疑。就说被我爸打这事，我姐我弟没挨过我爸一指头，我的记忆里，甚至没见过我爸“训斥”过他们。我嘛，三天一小打，五天一顿“皮带炖肉”，家常便饭。

我好像很早就不再寻找父亲的“庇护”了。

76年唐山地震，全北京都搭地震棚，晚上有人恶作剧，敲脸盆喊“地震了”，我姐我弟吓得往我爸我妈身后躲，我盯着地震棚挂着的灯泡看晃不晃。76年我多大？14岁。

老二还最没心没肺。

我弟弟被人欺负，我给他“报仇”，人家家长找上门，我爸不说我弟弟惹事，拎起我就是一顿胖揍；我姐她们宣传队不让我姐演“女英雄”，气的我姐直哭，我晚上砸人家玻璃，不小心被人家看到脸了，没辙，又被我爸一顿好打。

替我姐我弟背锅挨揍，完事还记吃不记打，接着来。

加上我逃学，跟一群小伙伴钻防空洞，爬香山，骑城墙，跟其他大院子弟约架打架，还偶尔“偷”我爸的烟抽，那时候的我，的确有点“胡同串子”迹象，我爸又不是儿童教育家，他的方式简单粗暴——棍棒教育。真心话，直到我当兵前，我被我老爸揍的频率相当高。

我啥时候看清楚自己的家庭地位的？忘记多大了，但“事件”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配合我姐排练节目，我姐不小心把家里的暖瓶给碰倒了，内胆“嘭”一声炸了。我姐利索的收拾好碎片，也没说啥，接着排练。

晚上我爸回来，看到破暖瓶，问谁打坏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姐居然指着我说是二子。我就是那天一下子明白，啥“一碗水端平”啊，唬人玩的，我亲爸，根本不听我“辩解”，一顿揍，把我打成“人间清醒”。不清醒不行啊，挨揍，真疼。

《红灯记》里的台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经验”告诉我，“排行老二的人早当家”。我小学三年级会擀面条蒸馒头；初二把我爸他们单位的图书馆文学类图书看遍；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自作主张去当兵。包括后来军校毕业分配，我又自作主张选择了广东。

但是，我始终记得当兵走的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爸不带训斥语气的口吻和我说话，是大人和大人那样的对话。他对我说，穿上军装，你就不再是小孩子了，干什么事都要想好了再去做，做了就不要后悔。

很奇怪，我从坐上火车离开北京那一天开始，我真的再没有“顾头不顾腚”那样莽撞过，而且，我在部队那些年，经常期盼的来信，一个是一勤的信，另一个隐隐就是我爸的来信，开头两行字，刻在心间：

吾儿：

见字如面……

不擅沟通，不擅表达，也不擅温情的父亲，已于2007年底过世。老爸去世前对我说，以后，让你妈跟着你过。

我尊父嘱，便把老妈接到深圳。

我漂泊半生，于2022年退休，退休后带着86岁老母亲，深圳—北京—河南三地来回住。姐姐定居福州，弟弟还在工作，但也计划定居南京（随女儿）。老妈身体健朗，就是耳背，说话得提高分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