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后，全球地缘政治集团对抗，中美关系氛围恶化，中美关系随之雪上加霜。2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称：
“若中国在乌克兰战场支持俄罗斯，将给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关系造成严重威胁。”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更是再次发出了“警告”称：“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否则将付出真正的代价”。
与此同时，台海问题也一度在提醒国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急剧恶化的边缘，中美关系恶化已是必然趋势。
可谁都知道，中美关系好才是最利于中、美发展和全世界共同发展的。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好坏。
1979年，即中美建交之初，邓小平就曾在赴美专访时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回看过去，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时期，正是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时。
1979年，邓小平出席美方欢迎仪式
而美国则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也迎来了经济飞速发展，它无疑也是中国入世的的较大受益者。
事实证明，中美关系缓和将是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既如此，中美关系为何会一步步走到恶化，中美关系又究竟有无缓和的可能呢？
解答问题，往往从根源处着手，回答中美关系有无缓和可能的关键，正是找到中美关系恶化的背后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好坏的真正决定方，恰是美国，而非中国。而美国主动让中美关系恶化的背后原因，得从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的思想溯源和理论依据上着手。只有找到它们，才能找到中美关系缓和的可能性。
美国之所以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甚至“最大敌手”，与四方面的因素有关：第一是他们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想；第二是他们自认为优越的政治体制的作用；第三是他们长期坚持的“以战争换和平”理念的影响；第四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影响切身利益。
只要这四方面的因素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就一定会缓和，接下来我们具体阐述。
首先我们看中美关系缓和的第一种可能：美国霸权主义思想松动。
美国是一个建国历史短，但霸权维持时间较长的国家。美国仅有240多年历史，也正因为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缺乏历史的纵深度，他们特别坚信“美国例外论”。美国的霸权来源于他们的所谓“天命论优越感”和自诩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优越感”。
美国自称“上帝的选民”而创造了美国历史，自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北美以来，他们就自认为肩负“上帝使命”，即实现山巅之城的理想。随着美国的强大，这种“上帝选民”意识越来越被强化，以致于美国人都相信自己的国家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优越感”也广泛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这一优越感的驱使下，他们认为自己的血统和有着相同血统的英国，理应齐心协力领导全世界。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装扮
霸权主义的美国，将各国人民分为三六九等，他们认为只有上等的西方国家，才有资格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代价就是剩下的60亿发展中国家人民，永远堕入贫困中被他们敲髓吸血。
也因此，2010年5月，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他说：
“如果中国的十多亿人口都能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受不了。”
在拥有霸权主义思想的同时，美国一直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可以长期维持。可实际上，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关系可以永久维持。
这点，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早有预见了，他在《大外交》中曾写道：“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和道德动力的强国依据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乔治将基辛格观察到的大国兴衰更替归纳为长周期理论。他的理论强调：世界性领导国的周期是一个世纪，即连个“康波周期”。随着霸权国国力日衰，其霸权地位将慢慢随之瓦解。
即便美国国内已有开明的人，可美国依旧不信邪，他们不肯放下霸权执念，始终坚信“美国的霸权主义可以永久统治全世界”。
为了维持霸权，除了利用美元霸权疯狂收割全世界财富外，美国还不遗余力地坚持打压世界第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GDP超过苏联，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不顾日本是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小弟的事实，对日本发动了粗暴而不负责任的贸易战。
贸易战中，美国还于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中，日、英、法、西德同美国达成一致，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造成美元大幅贬值，以提高美国出口的外贸竞争力。
日本作为当时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日元自然承受了最大的升值压力。不到三年时间，日元兑美元升值超过一倍，日本的外贸和制造业遭遇巨大压力，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而升值日元引来的大量资本，则扎进了股市和楼市。
之后的日本出现了虚假的繁荣，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经济陷入最黑暗的“失落十年”，股价房价双杀、银行坏账猛增、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陡然飙升。也从此时起，昔日的世界第二，从此一蹶不振。
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美国为维持霸权主义而对日本进行的疯狂打压，如今也在中国重演。中美贸易战与美日贸易战的起因，都是美国霸权，它也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如果美国能够放下霸权主义思想，放下它对今日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变相遏制、打压，愿意在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三原则下发展中美关系，那中美关系一定会得到缓和。
说完了中美关系缓和的第一种可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种：美国放弃“以战争换和平”的思想。
二战结束后，美国几乎每隔十年就要发动或参与相当规模的战争，如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进入21世纪后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等。
美国之所以发动或参与这么多的战争，一来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战争获利。一战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美国和日本是最大的赢家。美国1907年-1911年的国民收入只有289亿美元，可到了1917年-1921年就猛增到了703亿美元。战前美国还有3.2亿美元债务，战后却一举拥有了100亿的外债，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欠下了美国的债务。
而近几十年的战争，美国更是获利多多。克林顿的科索沃战争直接打断了欧元的国际化，光这一条，美国获利就超过了14万亿。
科索沃战争
而经济利益，仅仅是他们通过战争获得的众多利益中的一种，他们通过战争达成的其他目的，也让他们受益良多。
不断通过战争获利的美国，开始形成“战争万能观”，他们甚至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是战争解决不了的。有问题吗？有，好，那就打！
美国为了让自己发动和参与的战争合法化，还鼓吹“用战争换和平”的谬论，这种以“正义”之名来使战争合理化的逻辑在美国战略文化中根深蒂固。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更是为美国的好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说：“文明种族的扩张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否则好战的野蛮人将会引发无休止的战争。”他还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对外战争的减少应完全归功于文明种族强大的实力，它们战斗的本能逐渐给世界带来和平。”
约翰逊总统也曾为美国发动和参与战争进行了类似于辩驳的阐述，他说：
“在我经历的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皆为自由而战。而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我们认识到撤退无法带来安全，软弱不会带来和平。”
从两位总统的的话里可以听出，他们为了向全世界兜售他们的战争万能观，可谓煞费苦心。可谁都知道：美国的战争万能观，本质上是美化其战争行为和侵略政策的工具。
美国的“战争万能观”，让他们堂而皇之地四处拱火。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美国更是频繁在台海问题上制造事端。他们甚至准备扩大所谓台“驻军”，鼓噪加大对台军援。他们还炒作“部署攻击无人机干预台海”等，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台湾有事”论调，相关专家推测：他们极有可能想在台海，复制俄乌冲突。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台海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晴雨表。若美国能放下他们的“战争万能观”，他们就会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并谨慎、负责任地处理涉台议题，那样一来，中美关系必定会得到缓和。
中美关系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下会缓和外，还有一种情况下也必定能缓和：美国放下他们的“民主与专制”之争。
美国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不仅体现在他们自认为高贵的血统上，还体现在他们奉为全世界“唯一先进的”政治制度上。
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对于自身政治制度有别于欧洲“旧大陆”的所谓“落后专制体制”而骄傲，并对此保持着超常的信心，以至于认为其为最完美的制度体系，他们甚至发誓要将这种象征“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推广到全世界。
美国的制度优越观，让他们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世界范围内的所谓自由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认定欧洲正走向衰落，他们因此对自己的制度价值观越发地引以为傲了，他们认为美国包括“民主自由论”在内的价值观，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价值观。
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自己价值观的骄傲，报告说：“美国将继续在国内外捍卫民主，以更好地实现建国纲领文件中所载的美国理念。”
这个报告还强调：“为了推进美国国内繁荣，维护所有美国人的权利，必须积极主动地塑造符合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
美国对制度的优越感，曾在美苏冷战前后被体现到了极致。
早在1947年3月，美国政府就抛出了“杜鲁门主义”，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也是美国对苏联正式推行遏制政策的标志。
之后，美国开始全方位对苏联进行打压，美国在这期间还针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量身定做了一种叫“第四武器”的心理战。这个战术的要点就是打入苏联内部，发动宣传攻势和心理战，以期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苏联之外，美国曾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干预过许多国家的内政。而他们干预的结果，通常是给这些国家带来混乱和战争，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也因此而得到了“搅屎棍”的雅号。
坚信美国制度优于一切的美国，紧盯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放，他们甚至为自己推广其“先进制度”披上了道德的外衣，这导致美国总是夸大不同类型的政权对其利益构成的威胁，并认为只有推翻那些“专制”政权才能获得自由和民主的福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将美中关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争。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就曾在《长期博弈》一书中提出：“与美国在全球和亚洲地区的秩序建设相比，中国的秩序建设将‘明显缺乏自由’”。他还宣称：美国的民主及其产生的秩序，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独特竞争优势”。
在“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后，美国更加坚信自己向全世界强行推广其制度是符合道德原则的，为此，他们不惜竭尽一切将所谓非“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和人民，描述得极其惨烈，似乎随时等着他们去相救。
阿拉伯起义
几十年来，美国总是竭力输出其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劝说他国人民改变制度和意识形态，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将对外扩张和全球支配行动，作为推行这一所谓“伟大工程”的“必要手段”。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非政府组织，大肆推动“阿拉伯之春”。随后，他们依样画瓢，用这种手段向乌克兰、缅甸、中亚国家输出所谓民主。
可惜，他们的这一手段，在面对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时：失灵了。他们虽时常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但每一次用心筹划的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始终坚持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国家内政，也坚持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中国的坚持，让美国很难堪，他们将中国视为异类，视为拒绝接受美式民主的“顽固对象”，视为阻碍美国输出民主的“绊脚石”。美国因其“民主制度”而产生的优越感，让他们不断挑起事端破坏中美关系。
解铃还须系铃人，若美国真的摆出正确的态度，并拿出实际行动。按照拜登此前承诺的那样：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那么，中美关系一定会得到缓和。
除了以上三个因素，中美关系在第四种情况下也能得到缓和，那就是：当美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
回到中美建交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主动和中国建交，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有关。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开始。新中国成立不到十年，中苏的裂缝扩大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此时的美国，已和中国断交达20多年之久。在美苏冷战中处于劣势的美国，如蓦然回首一般：看到了此时的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美苏争霸
此时的美国意识到：与中国建交，将极大地有利于缓解来自苏联的压力。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回到今天的中美关系，若国际环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和美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将得到缓和。
俄乌冲突期间，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美国就曾释放信息想要联合中国给俄罗斯施压。那么，如果战局进一步变化，国际环境再度发生大的变化，中美关系将有可能出现短暂的缓和。
说到最后，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关系缓和与否的关键，在美国而不在中国。而中美关系缓和的四个因素，包括美国霸权主义松动、战争换和平观念被改变、美国放下他们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和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四个因素几乎不可能出现。
这四个因素不可能出现的同时，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一轮又一轮的反华浪潮之下，中美之间挽回的余地和斡旋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已成为不可逆的大势。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依旧有信心在恶劣的大环境下，披荆斩棘，稳健向前。要知道，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八十年代的世界滞涨危机，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08年的次贷危机等等，可我们依旧靠最大程度的努力，渡过了难关，创造了奇迹。
中美关系恶化后的中国，将有一段艰难之路、阵痛之路，走好这段话，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同时做好战斗的准备。战斗中，为了避免临阵退缩，我们需要铭记毛泽东主席的那句至理名言：“用斗争求和平，和平存；用妥协求和平，和平亡。”
坚持斗争，直到胜利的那一刻！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