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生于1907年，家境富裕，父亲做生意成功，她从小过着优渥的生活。按理说，她的未来应该是嫁个好人家，过上无忧无虑的阔太太日子。
然而到了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艰难度日。即使这样母亲始终坚持让她读书，认为知识能改变命运。陈修良也不负母亲的期望，勤奋好学，接触到许多激进思想的书籍，特别是《向导》和《新青年》，这些书深深影响了她，让她从小就萌生了参与革命的想法。
最终在向警予的介绍下，陈修良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国内局势却依旧动荡不安。国共两党关于共产党政权和军队的合法性争议未曾停息，最终爆发了国共内战。
同年10月，陈修良接到中央指派，前往南京组建中共市委，并担任市委书记，负责地下工作。那时的南京，已经历了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共产党在南京的力量已所剩无几，人数不足二百。
更糟糕的是，南京是国民党的总统府，国民党为了防止地下党渗透，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控制手段，几乎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当时，南京人口不到一百万，却有11万国民党军政人员，算下来，几乎每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国民党的人。在这种高压、紧张的环境下开展地下工作，无疑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即使这样，陈修良没有一丝犹豫。当她接到任务时，唯一问的是：“我什么时候动身？”
1946年4月上旬，陈修良以南京市地委书记的身份，正式开始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从事地下活动。
她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不只是党组织的存亡，还是数百名同志的生死。为了保护好身份，她必须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每一步都要走得像一场精心布置的棋局，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刚上任时，为了确保自己不暴露，陈修良在朱启銮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太安全，决定换个地方住。她担心如果两人都住在一起，一旦有意外情况发生，可能会牵连到对方。于是她开始与一位地下女党员合住，但几个月后，她还是觉得不太稳妥。两个人都没有正当职业，面对敌人的调查时，身份极容易被怀疑。
陈修良想了一下，便和同是地下党员的柏炎夫妇一起合租，并且柏炎夫妻二人有着正当的工作，这便很利于隐藏身份。于是在柏炎家的户口本上，加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他们他们孩子的姑妈。
在外面，陈修良的打扮极其朴素，总是穿着破旧的衣服，尽量避免与人交往，和陌生人从不搭话。她表现得像个木讷的家庭主妇，根本不表现出任何兴趣去接触书报，看起来像个没有文化、安于现状的普通妇女。
随着工作需要，1947年10月，新四军派林征夫妇前往南京潜伏，于是陈修良又扮演着林征夫妇姑妈的身份，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名地下党员被逮捕，于是陈修良的身份也暴露，她不得不再换住处。
最后她搬进了华德电料行，并与当地的地下党同志达成协议，将她的股份转让给她自己，悄悄变成了电料行的经理兼老板娘。
不过在外人眼中，这位“张太太”老板娘看起来与普通阔太太无异，衣着华丽，言谈举止却十分低调，不显得特别有文化。她很少出现在柜台，偶尔去也不过是打个招呼，从不插手经营事务。账目、报表一概不看，平时更多是与女店员聊家常。
店员们都知道，“张太太”几乎不谈政治，最喜欢的就是打麻将。她经常邀人到楼上搓牌，甚至有时会邀请客人去她的住处通宵打麻将。
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为了安全和更好的收集情报。她多次换身份，还不停的换住处，在这座敌人的“老巢”中稳稳的站稳了脚跟。
隐匿身份后，陈修良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地下工作中。南京市委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敌方情报，尤其是策反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因此，市委迅速成立了情报收集委员会和策反委员会，专门处理敌方的内部情报和策反工作。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方休发现自己刚回南京的妻子的弟弟，竟然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方休心中十分着急，立刻去找了自己的上级陈修良报告。
通过一番细致的交流，陈修良得知这位军统特务是一个电台机要人员，负责向上级汇报重要情报。这个身份对陈修良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突破口。
陈修良在心里打算着如何获取情报，而方休则有些犹豫，觉得这事儿挺麻烦。他说：“妻弟现在住在家里，我也不好继续进行组织工作，要不我搬出去住？”陈修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现在搬走反而会引起怀疑。既然他来了，还是保持平常心，千万别让人觉得有问题。要保持冷静，做事别急。”
在陈修良的劝导下，方休终于冷静下来，没有做出仓促的决定。几天后，陈修良再次找了个借口前往方休家。当她一进门时，方休连忙让妻子拿来一个手提包，并一边打开包，一边解释：“我妻弟出门时包落在了家里，结果我们一检查，发现里面竟然是军事密码！”
于是大家分工合作，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确保每一组密码都没有错误，经过紧张的几个小时，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随后陈修良小心地将抄录的密码交给了华中局，任务完成后，她再没有多做停留。局里为确保情报的安全，特别指定了卢伯明负责将这些关键资料送到上级。当天卢伯明便急忙赶到火车站，搭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车。
几个月后，党中央终于给出了反馈，称这份军事密码本对解放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特别表扬了陈修良等人的贡献。
有一天，陈修良在整理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时，偶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汪维恒”，
她突然想起来有一个跟他同名的人，那就是国民党的一个高层，军政部的一个副署长。她心里一动，觉得这两人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凭借她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陈修良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一次意外的发现，便将这一线索告诉了沙文威，请他核实。
几天之后，沙文威带回了他的调查结果，这个汪维恒果然是一个人，并且他还是自己的同志，由于当年的诸暨暴动运动失败后，组织就与他失去了联系，但是他没有叛变，而是隐藏身份后又混进了国名党的军队，还当上了胡宗南的军需处长，至于军政部的副署长是近期才升上去的。
陈修良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虽然汪维恒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但她相信他并未完全叛变，只是处于“闲置”状态。她决定趁此机会，把他重新拉回组织。
让陈修良惊讶的是，沙文威竟然曾与汪维恒有过一次面谈。于是她立刻指示沙文威，亲自去与汪维恒接触，重新做他的工作，争取让他为党组织效力。
经过几天的观察，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他决定在餐馆外耐心等待，伺机与汪维恒碰面。终于在一个下午，他们意外重逢，沙文威假装偶然遇见了汪维恒，开始了长时间的交谈。
聊了很久，沙文威终于委婉地提起：“汪先生，您愿意为‘家里’做点事吗？”这一问，汪维恒顿时明白了，沙文威就是共产党的人，心中激动万分，眼眶湿润。他已经等待了12年，终于等到了组织的联系。他激动地回答：“愿意，怎么不愿意？！”
于是他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绝密情报，这份情报很快就传到了毛主席的手里。里面详细列出了国民党军队各个师以上部队的编号、指挥官名单、兵员情况以及武器装备等信息。
毛主席看到后非常高兴，立即拍案称赞，并特别让李克农发电报，表扬了南京市委的努力和成果。
通过汪维恒，陈修良接连获得了更多关键信息，包括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司令部的驻地以及军需物资的集中地点等。这些情报与后来实际发生的战局完全吻合，成为了中共军队作战决策的重要依据。
有一次，国民党开了个联席会议，顾祝同在会上感到非常困惑，问陈诚：“为什么延安那边掌握我们部队的番号和人数，反而比我们自己还清楚？”他们绝对想不到，此时国民党内部已经有40多名共产党人。所有这些重要的军政情报，都被中共紧紧掌握，而陈修良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功劳不可小觑。
1948年，随着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中央决定把地下工作的重点放在策反敌人身上。陈修良看中了一个目标——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飞行员俞渤。
俞渤是广西人，小时候亲眼看见日军轰炸桂林，他立志长大后要报效国家。可当他考入空军后，却一直没得到过一次轰炸日军的机会，反倒是被派去打击解放军。这让他心灰意冷，产生了离心的想法。
陈修良看准了这一点，派遣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空军军医林诚去接触俞渤。经过几番试探，俞渤终于答应加入，共产党欢迎他和志同道合的飞行员一起投诚。俞渤还提出一个要求——加入共产党。
在那个年代，党组织对入党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像俞渤这样原本是国民党的人。然而，陈修良依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她认为，既然俞渤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冒着生命危险脱离国民党，足以证明他的决心和忠诚。
1948年12月16日夜，俞渤带着四名机组人员飞行员，趁夜从南京起飞，飞往石家庄。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怒。空军飞行员投奔共产党，完全打破了他对共军经费不足、无法培养空军的预期。但即便蒋介石如何震怒，事情已成定局，飞行员们早已起义。
不久后，陈修良又策反了国民党海军的部队，并成功带走了最先进的“重庆号”巡洋舰。接着国民党南京警卫师师长王宴清也带着两个团起义，投奔解放军。蒋介石被激怒，命令加速清除共产党地下组织，但他哪里知道，陈修良正大摇大摆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麻将。
随着解放军渡江的日子越来越临近，国民党下达了“封江”命令，全面控制长江上的所有船只，企图阻止解放军的进攻。陈修良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并安排了过江的事宜。她指派地下党提前准备了十几艘机动船，悄然停靠在码头。船只做好准备后，只等解放军到达，立刻开始渡江。第二天，解放军第35军的1.5万人顺利渡江，迅速进入南京市区，南京终于解放了。
4月24日一早，一夜没睡的陈修良，急切地赶到35军军部，要见何克希。刚走到门口，哨兵立刻拦住了她，严肃地说：“女士，这里是军事禁区，您不能随便进。如果有事，得先接受检查。”
陈修良不紧不慢，淡定地回答：“我是陈修良，我找你们的军政委何克希，告诉他我来了，他一定会过来接我。”
果然几分钟后，政委匆匆赶到军部门口，看见陈修良后，不禁激动地喊道：“修良同志，你终于来了！南京解放了，我们成功了！我们一直在找你，你这次的贡献太大了。能顺利打下南京，真的是多亏了你，我们得好好感谢你！”
从此陈修良结束了长时间的地下工作，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到阳光下，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