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许多历史问题都走上了重新审视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闻天同志的遗孀刘英，怀着忐忑的心情写下了两封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恳请中央能为已故三年的丈夫张闻天的骨灰移回八宝山，并出版他的著作，以正其名。这两封信，一封寄给了陈云，一封寄到了中央。
陈云收到信后，立即在信上批示了＂完全应该＂。这简单的四个字，包含了一个老同志对另一个老同志的深切理解。
不久之后，中央决定为包括张闻天、彭德怀在内的几位老革命家举行追悼会。不久后，老干部局的郑伯克亲自登门，告诉刘英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单独举行追悼会。
刘英紧紧握住郑伯克的手，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
在杭州疗养的陈云，也接到了这个消息，中央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陈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表示同意。
消息传开，许多老同志都表示要参加这场迟来的追悼会。在筹备过程中，陈云格外上心。他多次过问筹备细节，并坚持要求追悼会要庄重、隆重，要充分体现对张闻天同志的尊重。
追悼会原本计划会很快举行，但中央考虑到陈云的身体状况和工作安排，最终决定将追悼会延期到8月举行。
陈云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见到刘英后，他却改变了主意，称不致掉词。这是为什么？
1900年，张闻天出生在江苏南汇。17岁时，他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求学，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愿。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闻天响应号召，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潮流中。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揭露时弊的文章，其中，《社会问题》一文最为广泛传播。
这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批判了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呼吁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推翻压迫，推动社会进步。
1920年7月起，为了追寻真理，张闻天先后辗转日本、美国求学。
1921年到1924年初，张闻天公开发表了超过50万字的文章，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他的文学成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这些文字中，他总结了自己的思想、理论，逐步确立了自己对革命和社会的坚定信仰。
1925年，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利用担任助教的机会翻译了大量俄文书籍。
遵义会议是张闻天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节点之一。
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后，他三次主动让贤，推举毛泽东担任领导职务。
这种淡泊名利、追求真理的品格，让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1930年初，陈云和张闻天因为共同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工作而结识。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肩负着重要的革命使命，更因为同为上海人而有诸多生活上的交集。
1933年1月，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组织上决定将机关转移到中央苏区。陈云和张闻天与其他同志一起，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中央苏区瑞金。
1935年6月，在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之后，张闻天找到陈云，郑重地托付了一项重要任务：请他秘密返回上海，重建白区党组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云自莫斯科回到延安，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与张闻天再度共事。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派他们一同前往东北工作，他们共同制定了东北工作方针，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运用到实践中，为东北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础。
东北解放后，陈云深知张闻天在经济问题上的远见，特意调他担任东北财经委副主任，二人密切配合，使东北经济逐步恢复生机。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主动请缨，投身于最艰苦的外交战线。作为新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他为开创新中国的外交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外交工作中，他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尊严，展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胸怀和担当。
张闻天和陈云的工作岗位虽然分开，但友情依旧。有一次，陈云到苏联访问，特意去拜访了担任驻苏大使的张闻天。两个老朋友推心置腹地长谈，回忆往事。
张闻天坦言自己更想做经济工作，陈云打趣道那得问毛主席同意才行。这番对话中，既有老友之间的调侃，更有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
生活中的张闻天，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即使身居要职，他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从不以权谋私，也不为子女和亲戚谋求特殊利益。
1976年，周总理逝世，未能再见一面，成为张闻天深深的遗憾。痛苦与悲伤交织，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心绞痛频繁发作，几次被紧急抢救，家人们焦急不已，日夜守在床前，盼望他能好转。
张闻天对生死却看得极为坦然：“我已75高龄，突发事变的发生，不是不可能……”
然而，病魔的折磨非常痛苦，夜不能寐、行动困难、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到了后来，甚至连一口饭菜，张闻天都难以下咽。
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开始安排身后之事。他特意叮嘱妻子刘英：“我这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深表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刘英听后，眼泪夺眶而出，但她强忍悲痛，轻轻点头。然而，张闻天依旧放心不下，他吃力地示意刘英拿来纸笔，颤抖着手，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遗嘱，最后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7月，张闻天的身体已极度虚弱。7月1日这天，他依然早早醒来。他记得，这是党的生日。他打开广播，听着新闻里播报的祖国成就，脸上浮现出一丝满足的笑容。
中午休息过后，他又让秘书为他朗读《参考消息》。
他的视力衰退，听力也不好，秘书只能一字一句地大声朗读。傍晚时分，他突然觉得有些饿，便让秘书去准备晚饭。
刘英走近床边，发现丈夫双眼紧闭，怎么叫都没有反应。她的心猛地一沉，颤抖着伸手去探他的鼻息——张闻天已然离世，享年76岁。
刘英几次哭晕过去。此后，她遵照丈夫的遗愿，将他留下的4万元存款全部上交作为党费，这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最后礼物。
张闻天去世后，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并没有及时召开追悼会。直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这位老革命家补办追悼会。
原本计划是陈云亲自主持并致悼词。陈云作为当时中央领导人，他的身份足以代表这场追悼会的规格和严肃。
然而，陈云在北京见到刘英，提出由邓公来致悼词时，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这个决定看似突然，实则蕴含着一位老革命家深远的考量和智慧。
张闻天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家，更是党的重要理论家。早在延安时期，张闻天就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被誉为党内＂理论三杰＂之一。
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释，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在党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张闻天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思考和实践，与正在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刻的关联。
在担任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期间，他就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建设的真知灼见。特别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张闻天的许多观点都显示出超前的眼光。
陈云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由邓公来致悼词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对张闻天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他理论贡献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邓公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由他来评价张闻天的一生，能够更好地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使这场追悼会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外，从政治规格的角度来看，由邓公致悼词也确实更为合适。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由他来完成，既体现了党中央对张闻天同志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对这位老革命家的最高敬意。
陈云的提议得到了邓公的欣然接受。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举行，邓公的悼词高度评价了张闻天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贡献：“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看，陈云的＂让贤＂之举，展现出了一个老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