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版三年多，老詹我这个一把手，当得非常轻松。
不是事情不多，而是，事情虽然很多，大家一起去做。
我是2006年冬到海外版上班的。
我的办公室，就在三楼最南端。
左边隔壁，是副总编辑王行增。
右边隔壁，是副总编辑刘国昌。
王行增在编委领导班子中，排序在我之后，
也就是说，他是副总编辑中排序最靠前者。
既然如此，一般有事情，我往往会先找他，
我说，行增，有件事情，你帮忙办办如何?
没得问题老詹，行增一笑说，交我就行了。
果然，凡是我交给行增办的事情，他总是认真处理，
办得妥妥贴贴，常常超乎我的预料。
办完后，及时向我汇报，与我沟通。
渐渐地，我把行增当成了事实上的“常务副总编辑”，
编委会开会，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下面，请咱们的常务副总行增发表意见。
我这样说，当然是不规范的，这我晓得，
因为，上级没有正式任命谁是常务副总编辑。
但老詹就是这样一人，说话随便，不太讲究。
当然，看似不讲究的后面，也还是有讲究的。
行增有次到我办公室，认真地说，
老詹，我给你提个意见。
我说什么意见，你说吧！
行增说，人民日报是个很讲规矩的地方，
你说我是常务副总编辑，这很不规范，也是很不妥当的！
希望你今后不要再这样说了。
我说好的好的，以后不说了。
不过说实话，此后，我虽然不再这样说了，
但还是把行增当成事实上的常务副总编辑，
好些事情，都交给他，由他代表我去办。
比如，时不时地，报社会接待海外客人，
大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同我们关系密切的合作单位老总。
这些客人前来拜访，我总要叫上行增。
与客人聊上几句后，我说，
这是我们负责日常事务的王行增副总编辑，
有什么具体事情，你们就同王副总编谈吧！
这样，我会抽出更多时间关注报纸质量、海外发行等更加迫切的问题。
与客人会谈结束，行增会把重要事项向我汇报。
当天晚上，为表示对客人欢迎，一般会有宴请。
我也委托行增代我出席，好好陪客人们喝一杯。
我呢，也就可以准时下班，回家陪领导了。
这样的事情，前前后后，得有好几十起吧！
无论当天是否有事情，行增总是愉快接受，
不但从不推托，而且把事情办得非常圆满。
说心里话，我是非常感谢行增的。
说完王行增，再说说我右手隔壁副总编辑刘国昌，我到海外版的第一天，中午饭后，回到办公室，
老詹还有些兴奋，感觉脸都还一直发烫。
毕竟，这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单位担任一把手，
中共中央机关报七个大字，让我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
看到国昌在那里看报，我说国昌，陪我到各部门走走如何？
好呀！国昌立即放下报纸，陪我动身。
如今回想起来这事，我发现自己还是不成熟，沉不住气。
哪有领导一上班就去打扰别人午休，偏要“看望”大家的？
当然，领导看望员工，大家还能有什么意见？
甚至，即便打扰休息，还要感谢领导关怀呢！
果然，国昌一路热情介绍，
各部门同志全都站立起来，笑脸相迎，表示感谢……
此后，我同国昌配合非常默契。
除了日常事务由另一位副总编王行增负责外，
有关编辑和文字方面的事，大都交国昌去办。
有了这两位得力助手，我的工作，轻松多了。
到海外版后，我的主要精力是办好报纸，
除了重点改造一版和二版之外，
还推出了一组又一组深度报道，
这些报道推出后，引起广泛反响。
为总结经验，我们决定将报道辑录成册，
具体事务，都由国昌操办，
我这总编辑，一点不操心。
后来，海外版与海外华人报纸合作，推出了若干海外周刊
短短两年，海外版发行量从5万份递增到20万份，翻了两番！
我们也将海外周刊（创刊号）辑录在一起，
分送有关部门和海外合作伙伴，
这些事情，也都交由国昌操办。
在海外版三年多，老詹从五十七岁半到年逾六旬，
外貌差不多没怎么改变，不显得有多么苍老，
因为在领导班子中，有这些真诚能干的助手，
副总编辑王行增，刘国昌，王谨，钱江，
编委沈兴耕……
给了我那么大的理解和那么多的支持！
使我在繁杂的事务中，竟然过得那么轻松，惬意。
当然，冷静分析，
这也与我主动放手让大家多挑担子，有些关系。
所以，这篇文章题目就叫《善于放权才是聪明领导》
那些总把权力牢牢握在手中舍不得放权的人，
甭管其本意如何，其实效果都是不见得好的，
于事业，于班子，于一把手自己，皆非好事。
最后，补充一故事，
记得刚刚离任，一天傍晚，开车回家途中，
手机铃声响起，拿起一看，是行增打来的！
电话里，行增说，
老詹，我正在您办公室门前。
嗯，是吗，干啥呢？
唉，国枢，你的门开着，里面空空的，再见不着了……
手机一端，声音有点不对，传来隐隐的哽咽。
是哽咽吗？
是的，分明是的！很小声，但很清晰，
我清楚地听到并感受到了！
我将手机递给边上杨乔听。
杨乔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一个男子汉，一个和老詹共事三年多，从来没见眼眶红过的男子汉，
声音竟哽咽着！
我心里一热，眼眶湿了，
好好保重吧，兄弟……
（与副总编辑王行增在夜班 许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