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算是乾隆官窑供器的第二篇，上一篇我们小议了甘露瓶和壮罐，这一回我们再来说说五供和仿金釉法轮。
五供
五供为陈设在佛龛或灵台前供奉的五件器物，包括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也称蜡扦）和一对花瓶，分别为焚香、明灯与献花之用，是最常见的供器。
元代出现香炉与一对花瓶搭配之“三供”，如原大维德基金会藏一对著名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至明永乐时期，内府供器组合已确立五供的形制。
传世所见最早的完整成套瓷质五供，为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明嘉靖祭蓝釉描金龙纹五供（图1）。清雍正十一年有烧造“洋红磁五供”和“五彩磁五供”各一份的记录。（注1）
图1：明嘉靖祭蓝釉描金龙纹五供
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乾隆朝的五供，最为人所知的当属唐英于乾隆五年至六年间烧造的署个人名款的系列五供，其器型较大，高度都在60厘米以上。
然而，摒除这些督陶官个人出资烧造的作品，见诸档案的乾隆官窑五供烧造，最早为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乾隆要求唐英为两对青花烛台配香炉和花瓶，且“其蜡盘中层做好蜡扦样式”。其后，乾隆瓷五供最重要的两次烧造记载，为乾隆二十四年奉旨传办，以及乾隆三十八年转变为节庆贡瓷。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铜掐丝珐琅五供一分，掐丝珐琅八供一分，银塔一座，铜奔巴壶一件，银宝瓶一件，金镶松石甘露瓶一件，铜镀金轮二件。旨：着照交出供器俱各画样，再将五供养、七供、七珍、八宝亦画样呈览，准时俱交舒善做木样带往江西，烧造磁塔、磁宝瓶、磁奔巴壶、磁甘露瓶、磁轮各一对，余者供器照样各烧造一分，其五供照样烧造一分，放大烧造一分，收小烧造一分，瓶内俱随磁花。再令舒善传与尤拔士，亦照各样烧造珐琅的成对的一二对，成分的一二分，其五供亦照样烧造一分，放大做一分，收小做一分，瓶内俱随珐琅花，陆续呈进。”
这是档案记载第一次大规模烧造多种器型的供器。其中，五供为根据铜胎掐丝珐琅器物（图2）画样，传世所见乾隆朝与之后嘉庆、道光两朝的朝冠耳三足鼎式炉、烛台与花觚，器型基本一致，应均为依据乾隆二十四年官样制作（图3）。
图2：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五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清乾隆青花矾红彩云龙纹五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成套的五供，五件器物高度应基本相若。传世所见乾隆瓷五供，高度有多种，但基本可分为三类：一般高在27至28厘米左右，较小者高23厘米左右，较大者高36厘米以上。应即为乾隆旨意中的“照样”、“收小”与“放大”。多种尺寸的五供，应是配合供奉不同大小的佛像和唐卡。
据档案，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五日，造办处画得“五供纸样三张”，乾隆看后下旨“五供俱烧造五彩花样”。传世所见乾隆五供，纹饰主要有莲托八宝和云龙纹两种，工艺有青花、斗彩、各种色地的粉彩等多种。
一年多以后，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造办处收到了一批瓷质供器，包括七珍、八宝、八吉祥、五供养、瓷轮、贲巴瓶、贲巴壶等，但唯独没有五供。这批供器次年均被送往热河众香楼供奉。众香楼位于避暑山庄珠源寺极乐世界殿后，约建成于乾隆二十六年，为清宫兴建的第三座六品佛楼。（注2）由此可知，乾隆此次大规模烧造供器是为众香楼内陈设。
顺带一提，同时要求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制作的掐丝珐琅供器，也于乾隆二十五年收到，乾隆下旨“俱各刻款”。传世所见瓷质五供、七珍、八宝等也均有年款，可见五供与甘露瓶和壮罐不同，前者为陈设类供器，而后两者可能为藏传佛教法事中所用的法器，因此不能有款。
直到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才收到九江关监督舒善进“洋磁五供三分（份）”，乾隆下旨“着配座，将蜡扦上着配铜信、雕龙蜡”。之后，这三份五供分别用于万寿山治镜阁、东岳庙、杭州上天竺供奉。
此后几年，五供偶有进贡，如乾隆三十一年海福年贡瓷器中有“成窑五彩五供”、“嘉窑青花五供”、“锦地洋花五供”各一份。直到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下旨“传与九江关监督全德，嗣后随贡呈进贡物内，磁瓶、尊、罐等项不必呈进，照先烧造过磁五供养、五供、七珍、八宝、成对之轮、塔等物，不拘大小，算伊磁器贡物呈进。钦此。”由此说明，这些供器的烧造性质由奉旨传办瓷器转变为节庆贡瓷。
图4：内务府造办处
《乾隆三十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行文》
“四月二十二日”条
这是档案记载第二次大规模烧造多种器型的供器，距离上次已经过去14年。结果七月时，全德来信说官样已经不存，要求发新的官样来。八月初八日，造办处行文“将照热河众香楼现磁七珍、八宝、八供养、五供养样，各画得纸样一分，并轮、塔、宝瓶、奔巴纸样各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乾隆览后下旨：“俱交江西照样烧造”。
全德于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七日呈进贡瓷中，就有“成窑五彩五供”和“洋彩黄色五供”（图5）各一份，另还有八宝、塔、金轮、架轮四种供器。这种情况，要么是档案记载时间有误，也可能是全德只找到了这五种供器的纸样，而其他官样没有。
图5：清乾隆黄地粉彩八宝勾莲纹五供
（档案名“洋彩黄色五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历任九江关监督每次呈进的节庆贡瓷中大都有五供，数量从一份至三份不等，多为两份。除了五供等供器外，原先的瓷瓶、尊、罐等依然继续进贡，尽管乾隆说“不必呈进”。直到嘉庆二十年八月九日，督陶官德泰进贡了最后一次“松绿地洋彩五供成分”，此后五供不见于贡单。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五供的排列顺序究竟如何？从清代帝后陵寝的石五供排列看，嘉庆以前均为烛台排在最外侧，从道光开始则为花瓶在最外侧。（注3）紫禁城梵华楼内陈设均按照乾隆时期原封未动，所见供案上铜胎掐丝珐琅五供排列也是烛台在最外侧（图6）。
图6：梵华楼内陈设的掐丝珐琅五供
仿金釉法轮
法轮既可作为八宝之一，也可单独供奉。两岸故宫均藏有多件乾隆仿金釉法轮，中心为八轴轮形，外围心形背光，前后两面纹饰相同。器物外壁满施金釉，其上以粉彩仿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镶嵌效果，形态逼真，为清代仿生釉的杰作。
图7：清乾隆仿金釉法轮（类型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与五供相似，瓷质法轮为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十八日初次传办，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转变为节庆贡瓷。值得注意的是，档案中记载的瓷质法轮，有“金轮”与“架轮”两种。
乾隆二十四年用于烧造法轮的官样有“铜镀金轮二件”，次年十一月初九日也收到“洋磁轮二对”，说明应有两种不同的法轮。
全德于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七日呈进贡瓷中，有“洋彩金轮一对”和“洋彩架轮一对”；九月六日贡瓷中有“翠地洋彩架轮成对”；十二月二十九日贡瓷中又有“松绿地洋彩架轮成对”。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贡单中就只有“洋彩金轮成对”，而“架轮”则再未出现过。
检视传世乾隆瓷质法轮，器型基本相同，仅细节有所区别，共分3种类型。
第1种类型（图8），轮心以红彩和银彩绘太极图，十六道条幅施银彩，外围八支辐辏上，每支均施橘红、靛蓝及青绿彩，最外一圈轮周以橘红与青绿彩组合成八组如意珠纹，每组珠相连。轮身施金釉，但轮座施银色釉，器底亦施银色釉，中心矾红彩书六字三行篆款。此种类型最为少见，仅见台北故宫藏有两件，高度分别为26.5厘米和26.8厘米。
图8：清乾隆仿金釉法轮（类型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2种类型（图9），轮心以红彩仿珊瑚，十六道条幅施松石绿釉，外围八支辐辏上均施靛蓝彩（仿青金石），最外一圈轮周上的如意珠纹，各珠之间不相连，颜色有红绿和红绿蓝两种组合。
轮身与轮座均施金釉，器底亦施金釉，中心以淡色金彩书款，见有六字三行篆款和四字二行篆款两种。高度有27厘米左右和20厘米左右两种。
图9：清乾隆仿金釉法轮（类型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3种类型（图7），与第2种基本相同，唯有两点区别：外围八支辐辏上，交替施靛蓝彩（仿青金石）和橘红彩（仿珊瑚）；最外一圈轮周的如意珠纹，颜色排列顺序有所不同。器底施金釉，中心以淡色金彩书六字三行篆款。高度亦有27厘米左右和20厘米左右两种。此种类型最为多见，嘉庆朝仿金釉法轮均为此种类型，可知其出现时期最晚。
此三种类型的法轮，出现时间最早的应是1型，推断为乾隆二十五年烧成的“洋磁轮二对”中的一对。其次出现2型，推断为乾隆三十八年全德最早进贡的几个批次，其后逐渐规范化而转变为3型。但是，这3种类型的法轮应均为档案中的“金轮”而非“架轮”，因“架轮”为翠地洋彩和松绿地洋彩品种。
检视两岸故宫所藏铜质法轮，确有两种形制。一种形似常见的瓷质法轮（图10），应是档案中的“金轮”；另一种圆心外又有两层轮（图11），以十二支放射状辐辏贯穿相连，应即为档案中的“架轮”。惜瓷质架轮总共只在乾隆三十八年烧制过三对（或许乾隆二十五年也烧过一对），珍罕异常，至今未见传世品。
图10：清乾隆铜镀金嵌料法轮（金轮）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清乾隆铜镀金嵌料法轮（架轮）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金轮”成为每年例贡，档案又称“纯金藏轮”或“金地拱花藏轮”，均为成对烧造。嘉庆二十年八月九日，督陶官德泰进贡了最后一次“金轮成对”，此后法轮不见于贡单。
注释：
1、本文所引档案未经特别说明，均引自《清宫瓷器档案全集》（铁源等，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恕不一一注明。
2、罗文华，《龙袍与袈裟》，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137。
3、耿东升，《唐窑之美：唐英铭款青花五供器》，景德镇陶瓷杂志，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