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毛主席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为了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他提出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下决心解决我国军工技术装备落后的问题。
其中，他最坚决发展的“现代的设备”就是原子武器。
多年来，我国没有原子武器，受到了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的核讹诈。
甚至，1969年，在我国已有原子弹、氢弹的情况下，苏联仍习以为常地叫嚣要对我国进行核战争，企图以此作为要挟，让我国对其示弱。
对此，周总理忧心忡忡，毛主席却是一派淡然。
毛主席问周总理：“你读过《明史》吗？”
毛主席就是从《明史》中找到了应对的方法。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中苏边界问题是旧中国和沙俄的历史遗留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苏同盟关系的友好气氛之下，这一问题被暂时搁置不提。
只是，20世纪50、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逐步恶化，这一问题就又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中苏边境的局势日趋紧张，到1969年时，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边界争端更是达到了顶峰。
需要对此负责的人，首先就是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是在1964年10月取代赫鲁晓夫执政，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在他上台之后，苏联的国力呈现积极发展的势头，如政治上稳定了国内政局，经济上有效提高了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军事上保持、发展了在常规兵力和武器方面对美国的传统优势，和美国基本形成了核均势等等，这些都让苏联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加强。
勃列日涅夫也正是以苏联增强的综合国力为支撑，急剧膨胀着扩张的野心，不仅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公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为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意炮制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理论，也即“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大国特殊责任论”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政府将不断反抗其控制、摆脱其干涉的中国政府视作是美国之外的“头号敌人”，开始设法对中国政府施加重重军事压力，其中就包括不断向中蒙、中苏边境增调重兵、在中苏边境进行挑衅。
比如，1966年，勃列日涅夫政府就和蒙古国政府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凭此向蒙古国进驻军队，在蒙古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
当时大批苏军被推进到中蒙边境，那里距离我国首都北京不过几百公里的距离，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而几乎同一时间，勃列日涅夫政府指示下，苏联西部军队也被调派来到远东，部署在中苏边境地区。
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联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军队力量已经达到了40多个师，和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相比翻了两番。
凭借边防军的优势兵力，勃列日涅夫政府推翻了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达成的“珍宝岛属于中国”的协议，声称珍宝岛是苏联的领土，进一步在珍宝岛进行了多次武装挑衅，包括但不限于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苏联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正在珍宝岛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使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等等。
这一系列挑衅行动也彻底激怒了我国，使我国由忍让走向了反击。
1969年3月，我国在珍宝岛上展开了自卫反击行动，和苏联边防部队爆发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伤亡。
核阴影笼罩世界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爆发了武装冲突，立时成为全球关注的头条新闻。
与其同时，一条流言也随着苏联总理柯西金的女婿访美而逐渐扩散，使我国笼罩在核阴影之下。
原来，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之后，我国中央领导，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都对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预估得越来越严重，苏联方面也是如此。
苏联总理柯西金的女婿就在这个时候访问了美国，试探着向其透露了“苏联将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的计划。
随后，苏联和美国的报界也都对此进行了零星的报道。
除美国之外，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也在这一年的7月接到了来自苏联的信件。在信件里，勃列日涅夫再次提到苏联想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询问意大利共产党在此事上的立场。
这些流言引起了我国的极高警惕。
1969年8月12日，我国情报部门特别对苏联企图进攻我国核设施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报告显示，当前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极少，未来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考虑到少量中国导弹也会改变战形势，不排除苏联先发制人地发动空袭以摧毁中国核设施和导弹设施的可能。
这份报告的出具，让周总理变得忧心忡忡，尤其是四大帅也做了紧急的报告，认为苏军在国庆节偷袭的可能性很大之后，周总理更加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急忙赶到了毛主席的住处，想要劝说他暂时离开北京。
毛主席的应对周总理找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正躺在泳池的水面上一动不动，静静思考着当下的局势。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周总理因为过度操劳和过重焦虑而显得急促、暗哑的声音响起时，毛主席也走上了池岸，披上了浴袍，招呼周总理一起到客厅坐下说话。
和周总理的紧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主席的一派淡然。
毛主席笑着说：“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我不怕。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倒是很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显然，毛主席既相信并做好了苏联可能会采取行动摧毁中国核设施和导弹设施的心理准备，却也更倾向于相信苏联不敢承担这样做的代价，相信自持是世界霸主的美国不会置身事外。
或者说，毛主席本就不打算让美国在中苏冲突中置身事外。
毛主席想要为忧心忡忡的周总理作解释，问他：“恩来，你有没有读过《明史》？”
在周总理露出疑惑神色的时候，毛主席进一步说：“《明史》里，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我也有九个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看能不能对付核大战？”
周总理略作思考，就听懂了毛主席的言外之意。
毛主席所说的“深挖洞、广积粮”都是为了做预防，“不称霸”的表态才是真正的应对的法子，一方面让美国对中国放心，另一方面也是将自认是世界“老大”的美国拖进来，让其不能袖手旁观，也下河趟趟浑水，“主持一下公道”。
只要美国评定苏联的威胁性远在中国之上，自然也会站在中国的一边，对苏联形成了一定的震慑。
毛主席对渐渐放心下来的周总理说：“故上兵伐谋，再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毛主席在军事上的谋略和眼光可见一斑。
不担心核大战之后，周总理还记得四大帅递上来的“苏军很可能在国庆节偷袭”的报告，担心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到天安门检阅的时候遭遇危险，想要劝说毛主席干脆取消这一次的集会。
毛主席却认为不能不搞集会。他说：“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
在毛主席看来，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却要藐视敌人。他还是要搞集会，上天安门，“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总理对此不太赞同，因为过于担心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安危，眉头都紧紧皱在了一起。
毛主席见状，妥协道：“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在国庆节前先放两个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总理心头一动，提议可以在放完之后再来一个“秘而不宣”，让他们更加紧张。
于是，1969年9月28日、29日，我国进行了第8次、第9次核试验，也是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当天，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和他们的卫星都接受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为此陷入了极大的恐慌。
在他们意识到是我国在进行核试验的时候，我国已经取得了两次试验的成功，并且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摇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这让美国和苏联深陷“阴谋论”之中，以为这是我国在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就在他们为此多方打听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已经平安地检阅好了游行队伍，度过了国庆节。
参考文献：
陈少华编著. 《中苏中印战争》 2009
唐淙. 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 [J]. 学理论, 2013, (09): 29-31.
詹欣. 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 [J]. 中共党史研究, 2011, (10): 7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