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扫平六国的秦王嬴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已有的尊号都不能匹配他的功绩，因此他自创了一个全新的称谓 -- “皇帝”。

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不仅仅是发明了“皇帝”这个称号，他还开创了延续两千年的皇帝制度。这项制度的重点除了皇帝拥有皇朝的一切权力并且依血统世袭传承，更重要的是“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它的权力来源于“天” -- 受命于天。

对于皇帝及其皇权，皇朝的臣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质疑、也没有选择的权利(改朝换代在古代一直都不被认可，被当时的社会视为“谋逆”和“篡”)。

欧洲也有“皇帝”这个称谓，但是这个相同更多的只是相同在翻译的选词上，实际上欧洲的“皇帝”和他们东方的“同行”差异巨大。

欧洲的“皇帝”称谓来源于将罗马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屋大维。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阿克提姆海战中击败安东尼，成为了罗马内战的最终胜利者。为了防止罗马内部再出现新的反对势力，屋大维开始改组罗马政体并加强自己的权力。

此时的罗马还是古共和制，国家首脑的权力来源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赋予。这种赋予还附带有诸多限制，例如屋大维的职衔之一“执政官”，理论上的任期就只有一年。

屋大维的方法是绕开旧制，制定新的制度，给自己增加新的头衔。

首先他将自己任命为“终身保民官”，随后又将自己封为大元帅（Imperator，后被翻译为“皇帝”），实现了对军政权力的长期控制。接着他又效仿他的养父凯撒，为自己加尊号“奥古斯都”，不断推高自己在罗马的地位。

注：后在西方凯撒、奥古斯都成为了皇帝的代称，想要成为皇帝的人都得先继承、获取这两个尊号之一。

公元前23年，屋大维获取了最重要的尊号“Princeps”（第一公民、第一元老或元老院首席），这也标志着他完成了他的制度改革，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将这个尊号视为罗马决定皇帝归属的标志。

虽然从屋大维开始，罗马皇帝们就自己培养和指定继承人，并且很快就转变成依据血缘的“世袭”。但是这种“世袭”和中国皇帝的世袭有着很大的区别。

罗马皇帝的头衔不是依据血缘天然获取的，他是由元老院、公民大会赋予的（后变化为教皇加冕），这些新皇帝们登基的前提是获取那些头衔、尊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马皇帝的权力，是由执政官、护民官、大元帅等等一系列官职、尊号对应权力的集合。

从制度上来说，皇帝的权力还是受元老院、公民大会的监督和限制。所以罗马皇帝并不是东方传统意义上的君主，他更像是被“临时”赋予帝国管理权的人，或者说罗马皇帝有些类似于现代公司的职业经理人。

因此罗马的皇帝们在权力上就远不如东方“受命于天”的同行，即便是帝国前期皇帝权力极盛时，他们也体会不到“口含天宪”是什么滋味。

也正是因为权力不集中，罗马一直无法在内部实现同一个声音。各阶层因利益争夺而矛盾重重，并利用各自的权力互相斗争。这不但削弱了罗马皇帝的权力，也削弱了罗马帝国自身的实力。

因此罗马帝国很快就衰亡了，而且由于权力天然的不集中，也让罗马无法像东方那样出现一个新的皇朝步入皇朝的循环。

另外“皇帝”在欧洲历史中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它是罗马的一个尊号，所以要称“皇帝”需要先继承罗马的衣钵，至少是被普通认可承袭了罗马正统。因此罗马帝国覆灭后，只有东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才被承认为“皇帝”。

做不了“皇帝”的欧洲其他君主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国王”了。实际上相对于欧洲的皇帝，欧洲的国王更像东方的皇帝。

他们也是靠血缘世袭权力，而且他们也自称“受命于天”。只不过相对于东方比较虚化的“天”，他们的“天”更为具体 – 上帝。

“君权神授”虽然从法理、制度上为欧洲的国王们解决了权力来源的问题，但是也给欧洲的国王们套上了枷锁。因为上帝在人间有代表 – 教会。

所以欧洲的国王从初始，权力就不如东方的皇帝们。而且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和盛行，国王们也越来越受制于教会。一度出现了教会不认可，国王或皇帝都做不成的情况。“卡诺莎之辱”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了。

中世纪后，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将教会推下了不容置疑的“神坛”。但是欧洲的君主们不但没有解脱枷锁，反而迎来了更为严重的挑战 – 被质疑他们权力的基础。

欧洲“君权神授”的理论并不是指上帝通过神谕，授予某某统治王国、皇朝的权力，王权实际来源于“亚当”的父权。

基督教认为父亲通过给予子女们生命而天然地获取权力，而人类之父“亚当”是上帝的造物，所以“父权”是神授的。同时基督教认为社会和国家由一个个人组成，因此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力是神授的“父权”的自然延伸。

思想启蒙运动后，人们并没有直接反对“神授父权”的观点，而是从“血统”的角度驳斥“君权神授”。大家都是亚当的后裔，为什么你是君主，我是平民？除非你能证明你是亚当的直系后裔，血统上高于我们这些“旁系”平民。

基于这种质疑和人们认知的拓展，欧洲萌生了一种新的观点 – 社会契约。这种观点认为，王权不是来源于神授，而是来源于平民们的赋予（有些复古希腊、罗马时期对于国家首脑的态度）。从此欧洲的王权不再天然，也不再神圣，国王的威权也由此大幅度下滑。

除了权力被各种制衡、质疑，欧洲的君主们比东方的皇帝还多一个摆脱不掉的烦恼 – 贵族。

中国的皇帝在获取权力后，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皇帝个人的能力和精力不足以去使用和维护庞大的皇权。因此中国的皇帝们选择与士绅合作，共享皇朝和权力。中国皇帝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流动的士绅集团 – 科举集团，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特定人群通过世袭、血脉、地缘等垄断权力，进而威胁皇权。

而欧洲的君主们在处理同样问题时选择了另一个方法 – 封建分封。这不但导致了世袭贵族的出现，而且权力的世袭也意味着这些权力永久性地离开了君主（改朝换代也不会回归）。

虽然君主们大多数时候相对于一个个封建领主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这些领主也不会甘做被君主宰割的肥羊 – 他们会联合，于是对君主们的王权造成极大限制的议会就这么诞生了。

虽然贵族与平民在权力和利益上也有激烈的斗争，但是在限制、剥除王权上他们大多是共通的。在这两者的联合攻击下，欧洲的君主们江河日下，手里的权力日益萎缩。

不过欧洲的君主们正是因为受到诸多钳制，尤其是贵族们的钳制，他们也得以在历史的浪涛中幸存下来。

欧洲贵族们的权力来源于血脉继承，也来源于君主们的册封。如果完全否定君主，那么贵族们的权力自然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既要夺取又要维持，为了两全，欧洲的贵族们玩出了新花样。

贵族们在逐步剥夺君主权力的同时，也刻意鼓吹君主们“君权神授”的神圣性。这种矛盾的做法是为了在社会营造出一种全新的认知 -- 君主们的存在是神圣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治理国家。

解决的办法就是保留君主们的地位，但是不赋予他们实际管理国家的权力。也就成为国家的吉祥物。

对于王权、皇权而言，东方的理念和制度更为有效和可靠。虽然诸皇朝潮起潮落，但是皇帝制度、皇权本身，不但始终牢牢的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还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的强化。

如果不是近代列强破开国门，传入全新的思想理念，满清覆灭后也只会诞生一个更为集权的皇朝。

皇权稳固让皇朝内各阶层固化从而减少了内部纷争和竞争，但是这样的代价是皇朝失去了活性逐步僵化，革新和进步日益放缓，直至止步不前。最终幸福的是皇帝们，苦的是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