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老人靠儿媳养老是否可靠，笔者在D村曾经工作一年，感觉这个话题比较沉重，D 村大部分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中，老年人大多数有 2个或 2 个以上的儿女，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家庭养老，主要以“轮养”、 “独子不分家”的方式进行。乡村习俗规范“男主外、女主内”的规定、农村中老年男性外出打工形成的人口流动等因素，加上婚姻家庭中时间和空间的优 势，都规定着儿媳是担任赡养公婆的主要角色。在笔者与D村的多位老人访谈中，发现情况不容乐观，可以说有一部分的农村老年人的晚年家庭生活质量非常低，生活没有尊严。主要是靠儿媳妇养老，有五道坎比较难过，我一一进行说明。

在D村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孩子被看作是一家人的希望，老人容易被看成是家庭的累赘和负担。一个家庭，对孩子和自身的投入远远大于对老年人的投入（尽管老年人为这个家辛辛苦苦付出大半辈子），农村家庭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孩子成长和教育以及自身的生活上，对家里的老年人经济供养严重不足。

据调查，在D村，儿媳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不足主要体现在：给老人一口饭吃、一间屋子住，很少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儿媳代领老人的养老金；还有的儿媳以“养老生活费”为由，索要老人的退休金；老年人靠自身劳动力赚取微薄的生活费，维持生活开销；老年人养育孙辈，儿媳不给生活补贴；儿媳基本不给老年人买件新衣服或者买保健品，很少或者基本没有带老人去做身体检查，很少给老人医药费等方面；有的儿媳自己在家看孩子，让公公婆婆出去打工，挣的钱交给儿媳。老年人在自己年龄大了之后，会把家里的经济大权和土地经营权交给儿子与儿媳，老年人就失去了唯一比较稳定的土地收入。老年人享受国家的社会养老政策，每个月能领60-100元不等的养老金，但远远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他们需要来自儿女的经济供养。

案例1：D村的杨大娘和陈大爷，年龄均在72岁，生活能自理。有2男1女。老两口为两个儿子分家后，在两个儿子家轮流养老，一家轮一年。平常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儿媳主要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交流的时候，杨大娘在还在叠纸盒子，一个包装盒子2分钱，每天能赚20多块钱。老人说，老两口每个月共有一百来块钱的养老金，但根本就不够花。自己和老伴平常走个亲戚，随份子钱都是一大开销。儿子只有过年的时候会给他们1000块钱的过年钱，但发发压岁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儿媳很少会给他们生活费，他们不得不自己找手工活挣点零花钱。他们说，轮到谁家帮谁家干活，这么大的年纪了也得干啊，为了能和儿媳好好相处，有个相对和谐的生活环境，过个稳定的日子。

但是在D村，笔者发现老人去世后的丧葬费是充足的。不管老人生前是否丰衣足食，但去世后会有一个风光的葬礼。比如：老人下葬前一天晚上，儿子儿媳会商量为去世的老人，花钱（3000——10000不等的价格）请歌舞团、唢呐队表演；还有的主干家庭会在老人出殡那天，专门花800——2000块钱请专业“哭灵”的女性，披麻戴孝在老人的棺材前哭灵。老人生前的“有饭吃、无钱花”与丰厚的葬礼形成鲜明的讽刺对比。“生前一口汤，抵过死后猪牛羊”，也是饱经风霜、辛苦一辈子的老年人内心的发声。

农村的老年人，他们年轻时靠种地、打工赚钱。他们年老时，干不动了，得靠子女特别是儿子和儿媳提供经济支持。现实生活中，老人碍于面子，又替孩子考虑，很少张口向子女要钱，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生活费。儿媳若是有心，定期给老人经济补贴，他们的经济处境就会好一点。

家庭养老不仅包括为老人提供物质供养和生活照料，更要注重老人的情感需要。某种程度上讲，精神慰藉比经济供养更能体现出家庭成员的“孝心”、“孝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表明，老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要后，会主动寻求更高级别的社会层次需要即精神上的慰藉。家庭情感支持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在机制，对老年人的生活选择和个人行为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的行为。那种建立在血缘和婚姻基础之上的无法割舍的情感是家庭支持网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在D村访谈中了解到，儿媳在陪伴和照顾公婆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和他们交流感情，只是给他们提供基础的温饱照顾，有的老年人还经常遭受儿媳的语言冷暴力，老年人极少享受家庭成员的精神关怀。

案例2：D村李大娘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经常与儿媳妇生活在一起。大儿子在县城搞装修，白天干活，晚上回家，二儿子在江苏打工，只有过年回家。大儿媳人实诚，没啥坏心眼，给老人做饭洗衣，但没有感情上的交流。二儿媳是嫌李大娘窝囊，反应迟钝，经常不给她好脸色，说难听的话，更别说感情交流了。去年，李大娘在二儿媳妇家住了一年，受气不敢说，生了一场大病。

D村很多老人表示，能给我住的地方，管饱饭，我就感谢天、感谢地了，就别提有什么感情交流、精神关怀了，不吵架就是最好的祈祷了。这也反映出，在农村儿媳提供给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几乎为零。

据笔者调查，儿媳在赡养老人过程中，易情绪化对待老人（特别是丧偶的老年人）。老年人的被赡养权易遭到侵犯，儿女不赡养、不孝顺父母长辈的现象在农村很普遍，而且儿子不赡养老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儿媳妇有关。农村老年人特别是丧偶女性容易遭到儿媳妇的语言暴力、身体暴力等。

案例3：D村陈大娘，67岁，有1儿2女。陈大娘老伴去世的早，陈大娘曾经出过车祸，现在行动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还要照顾四个年幼的孙辈（最小的才3岁，大的也不过7岁）。儿媳经常恶语言辱骂陈大娘。陈大娘因经常生闷气，气血不活，身上、脸上有很多淤青。大女儿去看望生病的母亲，其儿媳当着大女儿的面恶言辱骂（不堪入耳）躺在病床上的陈大娘，还说狠话：“看你们走了，我收拾她个啥样。”儿子也无能，没有办法解决这乱糟糟的场面，任其母亲受辱。人活一口气，陈大娘能活下来，大概也是留恋自己的孙辈吧。

易受家庭暴力的老年人多为老年丧偶女性，施暴者多为儿媳。D村还有儿媳逼死老人的恶性案例。按理说，赡养者对老年人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是违法的，应当得到制止。但自古以来，“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是个不讲理的地儿。当问到受家庭暴力的老年人，为什么不去村委会或者法庭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时，老人摇摇头，摆摆手说：“就这样吧，怨自己命不好，可能上辈子造孽太深。”

当自己的父母遭受来自儿媳的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时，有一部分儿子选择了沉默，并没有在父母和妻子之间做好中间调节者，协调双方的生活矛盾和紧张的家庭关系，为改善自己父母晚年生活条件做出努力。很多老年人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却活的如此没有安全感和尊严，笔者感到心痛。类似的家庭暴力的案例在农村太多了，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儿媳易将“养老成本化”指的是，老年人在进行“轮养”和“独子不分家”的家庭养老时，儿媳权衡赡养老人对自己是否有利可图，据此决定是否提供养老照顾及质量的高低。如果赡养老人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前提是老人身体健康、能劳动），比如：可以得到土地、可以领取老人的养老金和退休金、老人可以帮自己家干活或者帮忙带孩子等等，儿媳就愿意供养老人、孝顺老人。

相反，如果老人生活半自理、又没有钱、又不能帮忙做家务，儿媳认为赡养他们没有利益可图，只是自家累赘，倾向于把老人推给其他家庭成员赡养，这种现象多发生在“轮养”的联合家庭中。主干家庭中，儿媳觉得养老人是累赘，又没办法将老人推给其他家庭成员，就容易给老人脸色看，更有甚者，将老人赶出去家门。“养老成本化”不利于家庭养老功能的有效发挥、不利于老年人晚年生活水平的提高。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下来，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型化，再加上其他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农村80后、90后及其以后出生的人们，他们赡养父母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家庭养老问题更会越来越突出。

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女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本体性价值的丧失，使她们不再追求生命意义的感受，忽视对老年人晚年生命意义的付出。社会性价值的独大，她们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日益滋长，造成一些女性道德沦丧，养老观念淡化，不养、不孝、不敬老人现象时常发生。传统的村庄封闭性很强，村庄有什么消息都会很快传遍整个村庄，受到村民的舆论评价，好的事情得到村民的表扬夸赞，不好的事情和行为会受到村民舆论力量的压制，封闭的传统村庄“唾沫星子淹死人”，儿媳不养老人是会受到村民口舌舆论的，也会影响到下一代人。如今，村庄开放性增强，村庄越来越原子化，村庄舆论力量减弱，即使“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儿媳觉得不养老人、不孝顺老人、打骂老人等行为不丢人，不再怕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