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功高之人，多难逃此厄运。
然而，历史上，还是有一些功高之人，躲过了这样悲惨的命运。
每一位功高之人面临的形势不同，每一位君王的秉性不同，因此，他们都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保全性命。
他们对隐退的安排，比之他们建功立业时所展现的奇谋妙策似乎更富智慧。
孙武：飘然隐退，著书立说兵家泰斗孙武，以其出神入化的军事才能，辅佐吴王阖闾成就霸业，后又继续辅佐吴王夫差击败勾践，维持霸业。
然而，在感觉到吴王夫差“变了”后，飘然隐退，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著作。
他的老战友伍子胥，苦口婆心劝谏夫差，结果被逼自刎，而孙武隐退后，完善了《孙子兵法》，流传千古。
此后，脱离实际工作，专心于理论研究，成为许多功高之人的选择。
范蠡：急流勇退，远避故地，弃政经商“兔死狗烹”的“原创人”，正是范蠡。
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范蠡急流勇退。
他隐去后，留书文种，劝他也尽快急流勇退，文种不从，后来文种果然为勾践逼杀。
开始时，范蠡只是带着西施泛舟西湖（当时属越国境内），没有离开越国。
文种死后，范蠡立刻逃到了齐国，并开始经商，很快就家财数千万，成为大富豪。
齐国知其名，要请其为相，范蠡婉拒后，又跑去了当时的“商业圣地”宋国，继续经商。
范蠡与孙武，都是隐退。不同之处在于：孙武一直在吴国，终身没有离开；而范蠡则三迁其地。
其中原因，或许在君王的禀性：吴王夫差“骄横自负”，孙武只要不唧唧歪歪，远离权力中心，即可保全性命；而越王勾践“隐忍多猜忌”，范蠡仅仅远离权力重心不够，还要远离其势力范围才能活命。
王翦：偷合取容春秋战国时，诸侯林立。功高之人尚可如范蠡一般“远避外国”。
然而，到了大一统时代，功高之人就无处可避了。（除非逃去匈奴）
因此，大一统时代功高之人的求生之术，自然不能简单地效法范蠡了。
秦始皇灭六国，王翦父子居功至伟。
王翦灭赵、楚、燕三国，其子王贲灭魏、齐两国，六国之中，除了最弱的韩国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
然而，王翦父子到底还是保全富贵。
这是因为：王翦很早就未雨绸缪地开始寻求求生之道了。
王翦父子很早就立下许多大功。
灭赵之后，王翦已接近“功高不赏”，遂以年事已高，进入半隐退状态。
原本以为如此，就不会陷入“功高不赏”的绝境了。
然而，青年将领李信伐楚大败，秦王亲自去请。
秦王亲自来请，王翦如果拒绝秦王，命运大概会和白起一样。
然而，再立大功，功高不赏，又是危险的。何况一口气带走六十万大军，“空国而出”。
因此，王翦在出征前多求良宅美地，出征期间又屡屡“提醒”，其“提醒”的频繁程度连身边的将领都看不下去了。
王翦的“贪婪”，正是其求生智慧。
王翦对身边人解释到：大王“不信人”，只有多求为子孙多求田宅，才能使秦王心安。
明明白白地告诉秦王及天下人：王翦除财富外别无所求。
此后，王翦、王贲虽功劳最大，但在大秦似乎实权不大。反倒是蒙恬兄弟长期领大军。
看来，王翦父子是真的“只要钱”，避开了危险的“权”。
在秦代的军制之下，只要你不掌军，即便功高，也不足为患。
王翦看穿了秦王的心思，以此求得生存，然而，这也给他的名声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这又是秦王希望看到的）。
后来，司马迁贬王翦：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
然而，如果王翦不“偷合取容”，试图“辅秦建德”，恐怕早已被嬴政送去见白起了。
萧何：自污名节；张良：可有可无，时进时止
萧何虽是开汉第一功臣，但毕竟不掌兵权，其威胁远小于韩信、英布等异姓王。
因此，很长时间内，萧何是比较安全的。
然而，随着异姓王们逐渐被铲除，萧何察觉自己也上了“黑名单”。
刘邦在征讨英布刘邦铲除的最后一个异姓王）的作战时，对萧何送来的汇报总是默不作声，反而几次询问萧何的起居动向。
萧何的门客提醒到：您在关中这么多年，广布恩德，人民都很爱戴你。陛下不放心呀！
于是，萧何贱买民田，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既如此，萧何算是逃过一劫。
其实，萧何没有军事基础，本不足为虑。然而，也就是在关中人望太高，使高祖不放心。
自污名节，也就自然可以使高祖宽心了。
此外，另一位大功臣张良，则采取了“半隐”的方式，由“帝者师”变为“帝者宾”，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世风格。
刘邦铲除异姓王，张良就基本不掺和了。远离权力中心，自然性命无虞。
郭子仪：进退之道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郭子仪之功，已足以震主。
事实上，天子已经忌惮其名望，以宦官鱼朝恩典军，削弱其权。
邺城失利后，郭子仪被夺去军权，做了闲官。
同时，鱼朝恩、程振元等人都屡屡进谗言，欲加害郭子仪。鱼朝恩甚至将郭子仪的祖坟都挖了。
首功之武臣，竟遭这样的迫害，一般人是忍不下这口气的。
然而，郭子仪却毫无怨言，对鱼朝恩等人依然坦诚相待，其诚竟使鱼朝恩感佩：要不是郭令公这样的长者，我们怎能不疑心呢？
此外，他对当时名位在自己之下的卢杞，也小心翼翼。因卢杞长相丑陋，郭子仪担心家人嘲笑，遂在卢杞来访时让家人回避，以避免得罪这个将来可能得志的小人。
当然，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郭子仪又挺身而出，责无旁贷地替国家效力。
吐蕃攻陷长安时，郭子仪只率3000兵挺身而出，以其名望号召，成功收复长安。
回纥来犯时，郭子仪又以其在回纥的名望、人脉，“单骑退回纥”。
对不公平待遇，没有怨言，如履薄冰，但在国家需要时又能挺身而出，郭子仪可谓是作得最圆满的了。
功高震主而免于“兔死狗烹”之人，其进退避隐，各有差异，但也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他们都能洞察君王的顾虑，并主动调整自己与君王的关系。
这大约就是今人常说的“向上管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