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叱咤在各个战场上的美军将领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他们普遍出生在19世纪末，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消除了内部的重重阻碍，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以这一代人普遍拥有幸福的童年。同时仍旧偏于保守的社会观念，使得这代人能够得到严格、系统、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性格中都具有乐观向上、吃苦耐劳、自信善良的一面。
约瑟夫·史迪威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家庭背景算不上优越，但父母依旧为他提供了舒适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几乎所有二战美军将领一样，史迪威熬过了庸庸碌碌的“二十年和平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与其他将领不同的是，史迪威在战争中有其独树一帜的经历。他既没有投身于钢铁洪流的欧洲战场，也没有现身在航母主导一切的太平洋上。作为美国陆军在东南亚地区的首席军事代表，他的身影留在了饱受苦难的中国和那片依旧动荡的热带丛林。在美国陆军普遍注重仪表的情况下，穿着大短裤的“乔大叔”赢得了官兵的拥戴。与此同时，“醋性子乔”却没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当战争仍然继续时，他被调回了国内。
1883年3月19日，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父亲本杰明是一位博士，毕业于格鲁比亚大学法学系。母亲玛丽是一位农场主的女儿。
虽然父母的管束很严，但史迪威从小就常常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比如爬到自家的房顶上玩耍，或者把兔子扔到饮马槽里。在学校里史迪威也是个活跃分子，他喜欢网球和赛艇，还是学校橄榄球队的主力。
1899年，16岁的史迪威中学毕业。校长在他的毕业评语中称其为模范学生，各科学习成绩优良、精力充沛，有办事能力，没有不良习惯。
由于年龄太小，父亲没有让他在毕业那年进入大学学习，而是让史迪威在中学再学习一年。1900年，他顺利进入西点军校，成为一名学员兵。
在军校的第一年是屈辱和痛苦的。为了让学员养成在任何时候都不折不扣地、不加怀疑地服从命令，教官会对新生进行各种体罚，比如强迫他们坐在刺刀上；向只穿着短裤跑步的学员身上泼凉水；用绳子把学生的拇指系上吊起来；强迫他们在澡堂倒立等等。
熬过了新学年，一切才似乎回到了正轨。1904年，在124名学员中，他以第32名的成绩在西点军校毕业，获得少尉军衔。
1906年，史迪威结束了在菲律宾的服役生涯，返回母校担任语言教官。有意思的是，史迪威在日记里先是自豪地宣称自己是“1904年毕业生中第一个回国的人”，然后记下了向他祝贺的7个人的名字，接下来又记下了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的9个人的名字。从此事可以看出，史迪威的个性过于敏感。
1910年是史迪威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一年，他在军校改任战术教官，还迎娶了妹妹的同班同学。次年他和妻子重返菲律宾度假，然后又到日本和中国旅行。期间他晋升为中尉。
1916年，史迪威调任普拉茨堡大学担任军事教官，晋升上尉。
1917年4月，美国宣战，史迪威晋升临时少校，担任旅部副官。当年11月，他被派到法国担任美国远征军司令部参谋，此间和担任远征军总司令副官的乔治·马歇尔结识。史迪威的法语十分娴熟，所以他很快转任第4军首席情报官。此后他凭借出色的表现，晋升为中校，直到战争结束。
一战结束后，史迪威返回国内，撤销临时军衔，改回上尉军衔。
1919年8月，史迪威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一年后美国陆军委派他到中国任职。1920年至1923年，他先后到过中国的西北、东北、华北和江南，其间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尤其对中国底层民众的疾苦和勤劳印象深刻，同时对各级官员的贪婪和无耻深恶痛绝。
1923年7月，史迪威返回美国，先后就读于本宁堡步兵学校和利文沃斯堡军事学院。1926年毕业后，他放弃赴法国参谋学院学习的机会，主动申请赴中国工作。
1926年～1929年，他先后担任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营长和参谋长，与该团副团长乔治·马歇尔交往甚密。1928年，史迪威晋升中校。这段时间刚好是中国经历动荡的时期，由于他精通汉语，自然对北伐、“四·一二事变”、军阀混战等历史事件的背后起因、事件经过和结果都了如指掌，所以比其他美国人看问题更透彻。
1929年，史迪威返回美国，此时他已经是陆军研究东方问题的权威专家。7月，史迪威得到马歇尔的举荐，担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成为副校长马歇尔进行教学改革的得力助手，获得“能胜任平时和战时任何指挥工作”的评价。
不过史迪威在任职时以“刻薄”著称。一次他对学员们的野外演习表现表达了不满，于是学员画了幅漫画，里面满脸友善的史迪威从醋瓶子里钻出，瓶子上标着3个“X”。从此，“醋性子乔”的绰号就流传开来。
1935年7月，史迪威晋升上校，第三次赴中国任职，担任美国驻华武官。此时日寇已经占领中国的东北和热河，正策划占领整个华北地区。在北平，驻东交民巷北大场的日寇步兵和骑兵每天都在刺耳的军号声中进行军事训练，军官骑着高头大马或是乘坐插着太阳旗的汽车四处乱跑，引来包括史迪威在内的所有人的厌恶。
然而国民政府的报纸上很少报道这些内容，反而在大力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他在日记里写道：“蒋介石到处组织各种俱乐部，要求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拥挤、不要拖拉……’，对于一个需要做更多事来应对危难的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儿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史迪威在华挑选了5名高级语言教官组成一个情报网，将他们分别派往各个城市，了解日寇飞机的架次，运送士兵和物资的火车、汽车数量。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引起了史迪威和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注意，二人还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仔细研究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
1938年春，史迪威在武汉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周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身穿毛领大衣、脚蹬皮鞋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鲜明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
1939年初，史迪威跟随国民政府来到重庆。对于国军的一系列失败，他在递交给美国陆军参谋部的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的指挥系统长期存在混乱状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蒋介石个人。他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所以不敢让部下掌控权力，总想着尽可能多地把权力揽在自己手中。他首先考虑的是由其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便自己的地位不会受到威胁。”
1939年5月，史迪威返回国内，并晋升准将。9月，担任第2步兵师第3旅旅长。次年7月担任第7步兵师师长。9月晋升少将。1941年6月，晋升为第3军军长。
一系列的晋升离不开美国陆军总长、他的老上级乔治·马歇尔的提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英国和美国驻华大使，建议组建以美国为首的战争同盟，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半个月后，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决定将缅甸、越南北部、泰国和印度东部地区同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并请蒋介石担任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同时还建议向中国派遣一名高级军官担任做他的盟军参谋长。
在此期间，史迪威被临时借调到陆军参谋部，参与制定代号“黑色作战”计划——在法属西非登陆。1942年1月10日，史迪威应邀拜访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后者告知他“黑色作战计划”因无法协调盟国之间的分歧已经取消，并希望他能返回中国工作。
史迪威立即答复说：“我听从调遣。”
第四次赴中国任职的史迪威头上一共有8个头衔——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盟军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等等。临行前他已经晋升中将军衔。
这么多头衔中，史迪威最在乎的职务是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因为他可以凭借此职衔指挥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当然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他还负责与战区内英军的联络工作。
不过史迪威也知道自己职责的复杂性。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对方是绝不会放心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交给一个美国人全权指挥。所以他在马歇尔那里争取到了“租借物资总监督”的头衔，凭借这个身份，他不仅要负责保障滇缅公路的畅通，还拥有所有租借物资的调配权。
在参与“黑色作战”计划（即“体育家”计划）的制定过程中，他也体会到美英之间巨大的利益分歧，使得美英之间在中缅印战区的合作前景也十分不明朗。英国人的态度比国民政府消极得多。他们对守住缅甸基本不抱希望，正在考虑将部队撤到印度境内。
美国之所以积极投身于中缅印战区是希望中国不会屈服于日本。假若中国战败，日本将获得广阔的后方基地，对于太平洋战场处处被动的美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美、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并不稳固，彼此之间虽然目标一致，但在具体问题上分歧巨大。这一点不仅在中缅印战区，在其他战区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并在不同程度上削弱的盟军实力。
1942年3月4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并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深谈。蒋首先拿出了应有的诚意，表示将全力支持史迪威的工作。接着他向史迪威坦言，一般情况下，国军三个师才能抵御日寇的一个师团。如果要发动进攻的话，这个比例将上升到5比1。此外正如史迪威了解的那样，国军不仅装备差，甚至有些基层军官都无法满足温饱。所以国军在每次战役中，只能抵抗到日寇进攻力量枯竭、开始撤退时，才能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发动主动进攻。
蒋建议史迪威在入缅后不要将部队集中在一起，因为那可能会遭到日寇围歼。所以他应该把部队沿纵深配置，每个师间隔几十公里，这样虽然会逐个耗光部队，但可以有效迟滞日寇的推进。
史迪威当着蒋介石的面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在返回住所后大发雷霆。按照美军的作战理论，蒋介石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进攻时，美军明确规定禁止分散部署兵力。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这算什么指示啊！糟透了！”
史迪威历来习惯给不喜欢的人起绰号，那天他给蒋介石起了一个奇怪的外号——花生米。他并不知道，那些挖苦蒋介石的话很快就传到了蒋本人的耳朵里。
3月4日的会面只是蒋介石和史迪威在未来2年多中一系列不愉快合作的开始。在那之后两个人的矛盾将逐渐升级，最终达到彼此水火不容。
二战期间同样在华担任军事指挥官的美军将领陈纳德曾经评论道：“史迪威来华是把一个困难的外交任务交给一个职业的士兵来办。他是个粗犷的战士，一个极有勇气的人。他非常适合在敌人的炮火下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但我坚信他作为一个军事外交官缺少认知和耐心。”
史迪威的后盾马歇尔后来也承认“‘醋性子乔’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他在华期间恶化了美国和中国、英国的关系，因为他从来不掩饰对这两个“无所作为”态度的蔑视。
与蒋介石的会面结束后，史迪威飞赴缅甸，并立即拜访了位于曼德勒不远的眉谬——英缅军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了英缅军最高指挥官亚历山大。
史迪威对亚历山大的了解不多，只知道此人是英国某位伯爵的第三个儿子，参加过一战而且作战勇敢。二战爆发后，他以英军第1军军长的身份率部负责敦刻尔克撤退行动的掩护任务，并以沉着冷静的表现赢得了首相丘吉尔的赏识。
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的初次会面同样不愉快。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他很惊讶地发现，只有我——一个讨厌的美国佬要指挥一支中国军队，他上下打量了我，好像我刚从石头缝里爬出来一样。”史迪威在日记里也流露出对亚历山大的失望——这位在上一次撤退行动中表现优异的将军，正打算在缅甸再实施一次成功的撤退。
史迪威试图说服亚历山大，在仰光以北构建一道新的防线，防止滇缅公路彻底被日本人切断。他提醒亚历山大，如果中国失去了滇缅公路，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被日寇击败。那接下来日本的进攻目标将指向印度，而且已经有情报表明，日本人正在训练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印度人——印度国民军，这些人正迫切希望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而且把日本人看成解放者。因此缅甸必须坚守，他可以成为保卫印度的前哨。
亚历山大向史迪威坦言，英国当然希望能守住缅甸，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包括战争急需的石油、钨、锰，还能输出大量的粮食。但日本人来得太快，英国人根本来不及做好防御准备。
在缅甸的英军主力是威廉·斯利姆少将指挥的缅甸军，下辖第17印度师和第1缅甸师。其中第17印度师里有廓尔喀人、锡克教徒、拉其普特人，他们虽然素质一流，但接受的都是在北非和中东进行高机动性装甲作战的训练，并不适合在缅甸这种热带丛林作战。第1缅甸师有三个旅，士兵普遍是克伦人和克钦人。这些人原本战斗力很强，但随着日军越来越多地占领缅甸国土，他们的家乡也相继沦陷，所以士兵们开始开小差，返回家中保护家人的安全。
英缅军其他部队的情况也不佳，他们习惯走大路，不愿意在炎热的气温下或是暴雨中，攀越陡峭的丛林山脊或徒步进入丛林，而且热带地区的细菌和病毒正在侵蚀部队，所以英缅军的战斗力在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日寇已经抓住了英军的弱点，他们往往会从小路渗透到英缅军防线身后，然后在英缅军的撤退路线上设置路障，并架设机枪、迫击炮拦阻英军的行动。
英缅军还有一件头疼的事，英国人（也包括印度人）在缅甸长久以来过着安逸奢靡的生活，日本人来之前他们就敌视英国，同样把日本人视为解放者。他们在学生和佛教徒的带领下发起独立运动，暗地里支持日寇的行动。所以在英军看来，所有僧侣都是日本人的间谍，见到他们后一律射杀。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缓解局面，反而让缅甸的局势更加混乱。
史迪威在眉谬还见到了英军前线指挥官、缅甸军军长斯利姆少将。二人的会面是最让史迪威欣慰的，他们商定与其被动等待日本人的进攻，不如向仰光实施反攻。
史迪威满怀希望的向蒋介石汇报了和斯利姆的会谈结果，希望将进入缅甸的国军第5、第6和第66军投入到这次反攻中，但蒋介石拒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