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兰克的克洛维( 公元466年)，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三世(公元1056年)， 大致是“罗马一日尔曼世界”形成与巩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对着拜占庭的成功和穆斯林世界的先进文化，蛮族世界急于寻找成长的机会与路径。
而基督教会则在混乱的世界中急于寻求保护与发展。历史发展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提供巧合的机会。蛮族世界与基督教会的急切需求恰好在对方那里找到了满意的补充。
这一历史性的结合不仅孕育了“基督教一一日尔曼世界”，也孕育了教俗共治的欧洲帝国: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这个时代和这-结合的产物。
教会时代的帝国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介绍的，在罗马帝国崩溃后，重建罗马帝国，或者以罗马帝国为榜样打造新帝国，是此后八、九百年整个西部世界的基本发展路线和通行的政治观念。
公元八世纪，拜占庭首先实现了这个目标;九世纪，“基督教一旧尔曼世界”也实现了这个日标。不过，拜占庭是在世俗世界的基础上建立 的帝国，而欧洲则是在基督教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帝国。
这一差 别不仅决定了欧洲的帝国在繁荣程度和实力地位上无法与拜占庭帝国相比，而且也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性。因为，欧洲的帝国是幼稚的世俗王权与成熟的教会结合的产物。
世俗王权除了武功以外几乎一无所有:而基督教会则弥补了世俗王权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空白，及其与时代的差距。
也就是说，与拜占庭帝国相比，欧洲帝国除了繁荣程度这些表面的差别以外，还存在着缺乏世俗文化和行政系统这些本质性的差别。事实上，正是这-差别，决定了欧洲帝国和欧洲历史的命运。
公元八世纪是欧洲历史与文化发展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纪。然而，这个世纪的突出特点不是由帝王将相书写的，而是由传教士书写的。
以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传教士为代表兴起的传教运动，表现出了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征服力。那些伟大的传教士在精神领域里所取得的成绩，是所有罗马皇帝和军队将领，同时也是所有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大臣们无法取得的。
同时，与那些时代的蛮族强人相比，传教士所取得成功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因为，在那个文明萌芽的时代，政治领域是一个极其朦胧的世界，政治强人在这个世界里的活动本身也是言月的。
因此，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在很多时候对人类社会而言，如同天上的浮云，很难留下什么印记。能够改变并塑造“罗马一口尔曼世界” 的就更微乎其微了。然而，那些虔诚传教士的传教运动就大不相同了。
他们在弗里茨拉尔埋下的雷神石、建立的今天还用于召开德国主 教大会的福尔达修道院，是欧洲历史交响乐中持续敲响的鼓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些传教士，而不是那些帝王塑造了欧洲。
而基督教世界里的欧洲与拜占庭的差别也正在于此:在拜占庭，基督教仅仅是人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但在“罗马—日尔曼世界”，它却代表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全部;它既是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人们的心灵和文化生活的内容。
人们的向往、希望和情感也都系于基督教身。总之，基督教已经成为人们一切热情的源泉。人们相信，一切人类生活都必须是在侍奉上帝。 欧洲的帝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与精神氛围中形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帝国是在基督教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而基督教会在帝国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是东正教社会完全不能比拟的。
基督教会在欧洲取得的成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会大环境，是促成查理的父亲丕平与罗马教皇斯特芬三世结盟的内因和主要的历史背景;而萨拉森人的袭扰与拜占庭帝国的保守政策，则是外在的刺激因素。
具有无法估量的深刻历史意义的，是丕平与斯特芬三世结盟的仪式。斯特芬三世是因无法应对萨拉森人的袭扰和意大利本土的敌意而求助于丕平的。那时丕平已经通过自己的赫赫武功成为“基督教一日尔曼世界” 的霸主了。
然而，他还要谦恭地向教皇行跪拜礼，并为其牵马入城。在他看来，这可以解释为是在表达他对.上帝的敬畏。但我们不能相信，这个当时不可一世的霸主的头脑会如此简单，只考虑对上帝的敬意，而完全忘记了其中的政治含意。
事实上，丕平的虔诚态度不只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它更是出于丕平对当时社会的敬畏，以及对拜占庭帝国所拥有的罗马帝国法统继承权的敬畏。通过这个谦卑的举动，他想牢牢地赢得教皇。
因为教皇既是他唯一能够得着的罗马帝国的余脉，也是在欧洲掌握着人们心灵的中枢。通过教皇的帮助，他可以达到使自己的蛮族身份罗马化和神圣化的目的。这对于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与未来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
对教皇而言，丕平礼仪中所包含的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显然是与更重要的政治成果紧密相连的。这是斯特芬三世算定要获取、也能够获取的，就是在教庭与蛮族王国结盟的结构中，确立教权相对于王权的精神与道德权威。
事实上，教皇向丕平求援，就意味着教庭与这个蛮族王国的结盟。而罗马教庭主 动提出结盟，在当时的形势下可能是教皇的唯一选择， 但也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与八世纪以来基督教会在欧洲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关。
欧洲社会在基督教的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已经使这个不发达的世界成为了基督教最坚实的基地。罗马教庭与其苦苦寻求拜占庭的帮助，还莫如在这块把基督教奉为神圣的土地上打造自己的帝国。
公元800年，在丕平的儿子查利再次应邀帮助教皇而第五次进入罗马时，利奥三世终于把罗马 帝国的皇冠戴在了查理的头上。这是一个完整的制造帝国的工程，把一股最强大的蛮族力量打造成了与拜占庭旗鼓相当的帝国，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在事实上，地中海区域里也没有一个像查理曼帝国那样能与拜占庭相媲美的。然而最有历史意义的是， 罗马教庭把这个帝国“戴上了‘罗 马制造’的印记。后来的教皇坚持说，既然利奥三世能够给予，他们也能收回。
强权社会中的基督教从751年在彭森为丕平和他的儿子们涂油，到最终把罗马帝国的王冠戴在查理头上，历经了半个世纪。很显然，教皇并不愿意轻易走这一步。
因为，他既不想过分拾高法兰克国王的地位，使之超过自己，也不想在纷繁复杂的意大利引入新的永久性的力量。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得不这样做。这突出显示了罗马教庭的弱点一缺乏硬实力。
基督教在蛮族世界中的最大优势，是而对着一颗颗孩童般的心灵与聊胜于无的文化传统。这使得基督教能够像在白纸上作画那样挥洒白如。但是在意大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里的拜占庭势力、穆斯林势力和罗马帝国的遗族，都不把教庭看作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与教庭靠得最近的蛮族国家伦巴底也受到了这. 思潮的影响，不买教皇的帐，还经常威胁教皇。
这就迫使罗马教庭不得不跨越阿尔卑斯山与远在北方的法兰克强权结盟，以抑制意大利本土各种反教皇的势力。教皇当初只想以涂油赋予丕平 和他的儿子神圣性为代价，换取这个“罗马一日尔曼世界”中最强大的力量解决伦巴底问题。他如愿以偿了。
然而，意大利本土的问题如此纷繁复杂，岂是一次维持秩序的行动就能了得的?在查理曼加冕以前，他已经去了五次了。利奥己经无奈了。他需要一个持久的力量为他保驾护航。于是，当人群向查理高呼凯撒和奥古斯都的时候，教皇也跪倒在地，向他行臣服礼。
这个行动既突出了罗马教庭的软肋，表明了形势的无可奈何，也证明了在混乱的强权世界里，实力说明-切的真理。而它的深远历史影响则在于，它把教皇制造帝国的影响扳平了。
教会在八世纪以后取得的迅速扩展，-方面是传教运动的结果，另-方面是得到了法兰克王国和地方贵族的帮助。特别是到了查理曼时期，地方的教会组织已经成了查理曼帝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以弥补世俗文化不发达、自觉性低，以及缺乏社会管理人才的缺陷。
因此，形成了教会管理社会，而土权提供保护的结构模式。按说，这种模式意味着社会的管理权实际上掌握在教会手中。这与“一个阶层合理的社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社会，应该是由教会领导，而教会则由教皇领导的基督教政治理论是完全相符的。
但问题是，当时的教皇并没有对教会的实际控制权。因为，教会是帝国. 统治机构的一部分， 教职人员就是帝国的行政官员。因此，无论是教会的财政，还是对教职的任命，都是由法兰克国王和地方贵族掌握着。他们的亲属就是这些职务人选的主要来源。
在这样的制度下，教会已经成为了家族的私产。因此，教会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罗马教庭实力的增长。相反，罗马教庭在获得了概念上的权力扩张之后，损失了它的实际控制力。
而世俗王权则在这一结构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增强。对基督教会影响更大的是，在这-结构中，滋生了教职人员的腐败。这是罗马教庭在格利高里七世改革以前始终软弱无力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