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少数人，比如野心家或者政治家，为达到一些目的，比如扩张版图、掠夺资源等，而发起的极端方式。没有人会喜欢战争，没有人愿意经历战争。
在战争中，不仅无辜的生命被掠夺，无数生灵涂炭，而且许多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比如位于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曾经是世界上最高大的佛像，20年前，塔利班组织不顾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炸毁了巴米扬大佛。
在这之前，巴米扬大佛就因为阿富汗的常年战乱而饱受摧残，千疮百孔，这一次更是彻底的什么都没有了。
塔利班组织炸毁巴米扬大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伊斯兰教在当地的独霸地位。作为佛教代表的巴米扬大佛，自然首当其冲。由此也就能看出，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谁又是站在一己私欲的立场上。
东方小巴黎的代表建筑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不断挣扎前行。
即使是在这无比艰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没有忘记对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竭尽全力的保护。比如和平解放北平，比如在攻打上海邮政总局大楼时要求“只能开枪，不准开炮”。
上海邮政总局大楼，是一座坐落在上海四川路桥北的颇有特色的建筑，这座大楼即将迎来它一百岁的生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座大楼上，不仅有辨识度很高的建筑风格，还有着见证了中国现代化海关、邮政业务发展的历史沧桑。
鸦片战争后，列强用炮火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清政府被迫在很多事物上与国际接轨。1878年，清政府开始试办海关邮政。
最初定名为书信馆，后来根据英文post的发音，结合这个部门的主要功能和中国人追求好兆头的习惯，改名为“上海海关拨驷达局”。
十五年后，这个部门奉命正式开办邮政业务，并改名为“上海大清邮政局”。随着世事的变迁和时代的更迭，到了民国时期，这里又改称为“上海邮务管理局”。
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和业务内容的增加，到了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的时候，上海邮务管理局的办公楼已经无法满足日常使用的需求，急需找一处更宽敞、更便利的地点。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政府考虑能够尽快地、更好地适应国际化邮政业务的需求，同时也逐步消除列强、外国人势力对中国邮政的影响。
最终下定决心自己建造一幢邮务管理局专属的业务大楼，从而解决目前长期租用别人的地方的困境。
好事多磨，这个计划一经提上日程，就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议。中国政府以“首要确保运输便利”为由，希望大楼修在当时上海的北火车站附近。
但当时担任邮务长的两个英国人却坚持不同意，希望能留在上海的英租界中，起背后的目的不言而喻。
双方就此僵持着，一直从1917年来到了1920年。这时，邮务长也换成了英国人席乐思，同时他还担任了建造大楼的总负责人。
由于他对选址始终不肯让步，但日渐繁忙的邮政业务实在不堪重负，最终，双方找到了折中的办法，就是在低价比较便宜的公共租界内选址，所以大楼最终选在了上海市四川路桥北堍。
选址定了，之后的一应事务也就按部就班地进行。大楼的设计师是怡和洋行的英国建筑师司久生，工程的承建方是华商余洪记营造厂，高达320万银元的造价预算，有当时的中国政府支付。
1922年开春以后，首先开始拆除地面上原有的旧建筑，到年底12月的时候，正式奠基动工。如果从拆除旧屋算起，这项工程持续了近3年的时间，到1924年11月圆满竣工。
这一年的12月1日，上海邮务管理局喜气洋洋地搬进了这座气势恢宏、风格鲜明的建筑，开始了对外营业。
这座大楼具有19世纪到20世纪间，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和需要，选择将不同的风格融入到一处，体现出不拘一格的美感。
大楼的整体建筑依地势两侧展开，从空中俯瞰仿佛就是一直展翅的金鹏。大楼最为醒目的部分，是正门上方的塔楼和钟楼，钟楼的正面镶嵌着一个直径3米的罗马数字大钟。
这座大楼的内部，设计装修也非常庄重大气，特别是位于二楼的营业大厅，更加是气魄非凡，在当时被世界誉为“远东第一大厅”，与上海市“东方小巴黎”的美称相映相成。
和平解放保护文物时间如白驹过隙，从不停歇的脚步一直向前，这座宏伟的建筑，经历了租借时期的屈辱，抗日战争时期的惊心动魄，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角力，即将迎来新生命的曙光。
在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曾多次向上海地下党组织传达命令，要求保护好楼宇资产和文件档案，特别强调要在特殊时期保证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正常通信状态。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度过天险长江，23日就解放了南京，上海的解放已经迫在眉睫。
当时，上海邮务管理局的代理局长王裕光，作为党组织的重点争取对象，已经和党组织有了较为深入的接触。
在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下，在身边地下党员戴孝忠的影响下，王裕光自身的保护国家资产的责任感和对历史、人民负责的使命感被唤起，他同工会理事长王震百以双方的名义成立了护局委员会。
为了避免引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和警觉，湖居委员会对外的正式名称是消防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上海邮政局的防火工作。
消防队下设六个组，每个组又包括一定数量的分队。在这次组建中，很多共产党员被任命为组长或队长，成功夺取了了有利形势。
此时，大家都在为上海的解放做准备。除了保证邮政局日常的工作，大家坚持执勤训练、救护训练，同时持续地采购米面油、酱菜、咸肉等生活物资，以备执勤留守人员不时之需。
1949年5月25日，部分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退至苏州河以北。邮局大楼被国民党一个约200人的通信营占领。
因为大楼的特殊位置，在大楼上架构火力的话，可以全面覆盖周围的桥面、路面，没有丝毫的遮挡，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易守难攻局面。
为保护历史建筑和内部的设备、资料，解放军将士在进攻时只能开枪、不准开炮，任何重型武器都不能使用。状况一度十分惨烈。
在据守高点这一优势的加持下，敌人展开了枪林弹雨式的密集防守，突击的解放军战士只能凭着血肉之躯强攻，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
里应外合：强攻与心理攻势双管齐下大楼被国民党完全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出。王裕光对此既有物资准备，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故而镇定自若，在连天的炮火声中带领大家坚守自己的岗位，保护设备和资产。
5月26日上午，在党中央地下组织的指示下，在完成基本工作的同时，王裕光开始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敦劝国民党官兵缴械投降，不断向据守邮政局大楼的国民党官兵介绍时政局势，宣传解放军的投降收编政策。
最终的投降时间设定在了5月26日下午4点，此时国民党这位姓邓的营长还在犹豫不决。
王裕光不顾个人安危，冲进营长办公室，痛斥利害关系，大声疾呼请他立刻向解放军发投降信号。
5月27日晚上9点，投降后的国民党士兵，排着队默默地走出了上海邮政局大楼，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两天两夜密集的交火中，解放军始终保持克制和理智，为了保护大楼的完整性想尽各种办法。
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上海邮政大楼未曾丢失一件邮件，没有损坏一件设备，也没有遗失一份档案，是所有人运筹帷幄、左右斡旋、极力争取的最好结果。
这幢见证了历史变迁的建筑物，也完好无损地交付到了人民手中，继续着它的使命。一直到今天，上海邮政总局大楼仍然在正常使用。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一座优秀的建筑丰碑，也是一座生动的历史丰碑，还是一段历史的美谈。
四川路依旧承载着上海的繁忙和快节奏，依旧讲述着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古往今来，也许我们无法感受当时的险象环生，也许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但我们可以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尚，推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
文/李清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