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作者：刘小川
在上一节中，我们讲述了鲁迅童年时的生活，感受到了童真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影响。如果生活永远这么美好，那我们的历史上可能就会缺少一个大文学家和思想家了。那么，在这一节中，就让我们从鲁迅十三岁时遭遇到的人生落差开始，感受思考型鲁迅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家道中落，催生少年之思
十三岁前，依仗着祖父的官职，鲁迅过着衣食无忧，也无忧无虑的日子。但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十三岁时，鲁迅的家庭出了大变故：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出事了。
上一节我们提到，鲁迅的父亲一直科举不顺，祖父周福清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看着儿子屡考屡败，心里也很是着急。正路不通，这位老父亲于是就想走捷径。在京城待了九年，科场的门门道道他太清楚了，贿赂也见得太多了。所以周福清决定来个“大动作”，买通主考官，用白花花的银子给儿子的前程铺路。
虽然科场舞弊在清朝是杀头的事，但是周福清老爷子坚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说他胆子一向很大，当年考进士时，他就瞒报过年龄，却也成功登科。这次，为了儿子的前程，为了家族的命运，周福清决定铤而走险，用一万两银票贿赂考官。据他观察，将主考官、副主考官作为贿赂的对象，完全不成问题。
周福清各个环节都考虑得很周详，却唯独忽略了一个小角色，那就是送信的听差。这位听差名叫陶阿顺，他奉命要将装着银票的信封送到苏州的一条船上。赶过去时，主考官殷如璋正在与人喝茶。殷如璋接过信封，只是点了点头。
这个陶阿顺如果有点眼色，就知道此时该默默退下了。可他偏是个缺心眼，等了一会儿，看主考官一直喝茶，对他毫不理会，就不耐烦地叫嚷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呢？”
苏州这一嚷，绍兴的周家败了。祖父周福清被抓入狱，判了“斩监候”，也就是罪当问斩，但问斩的时候待定。待定就意味着能商量。于是，周家不断地往外掏钱，上上下下打点关系，只为保老太爷一条人命。但监狱是个无底洞，命虽保下了，家产也耗尽大半。鲁迅的父亲也气得病倒在床上。这位父亲，性情刚烈，喜欢评论时事，堪称绍兴业余的评论家。所以祖孙三代，天性有遗传。
祖父栽了，父亲病了，绍兴的周家黯淡了，鲁迅一下子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瘦小的少年，不得不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一边上学，一边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各式人情冷暖。但最终，父亲还是去世了，在十五岁那年永远离开了鲁迅，一同散去的，还有周家最后的积蓄，曾经繁盛的周家，终究是败落了。
家道中落，世态炎凉。天真无邪的少年，迎头碰上了社会的阴暗。鲁迅曾在日记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周家全族召开会议，会议对鲁迅这一房的利益极为不利，但其他房的叔祖辈们却全然不顾亲情，声色俱厉地强迫鲁迅签字，其中一位还是他一直敬仰的开蒙老师。
这件事对鲁迅刺激很深，他曾在《呐喊》的自序里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是老大，家族衰落时，他的感受比两个弟弟要深得多。幸福的突然中止，催生出鲁迅对生活的反思，也催生了鲁迅痛苦而漫长的精神探索。他后来在文章中频频回首，不断打量并逼迫自己反思生存的轨迹。
这有点类似于曹雪芹。曹雪芹少年时代享尽了荣华富贵，面对之后人生的困窘，曹雪芹不断思索人生和社会，从而写下千古名著《红楼梦》。鲁迅亦是如此。生活的落差左右着生存的方向。这个少年从十三岁起，就开始以冷静的视角观察人性、思考人生。所以，本书的作者刘小川评论道：“周家不败，难有旷世之鲁迅。”
他乡求学，开启救国之思
家道中落后，鲁迅也不得不开始考虑生计问题。传统的科举是无法再想了，鲁迅的家里已十分贫弱，连极少的学费也出不起。就像鲁迅自己说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几乎陷入绝境的他，选择了一条“正经读书人”没有人走过的路——到江南水师学堂读书。
这并非是因为鲁迅喜欢，只是这样的新学堂无需学费，只要有人愿意来就热烈欢迎。于是在十八岁那年，鲁迅踏上了到南京的求学谋生之路。离家远走时，母亲给了他八块银圆，这是家里能拿出的所有的钱。母亲送他，一路上流泪不止。
鲁迅在南京待了四年，先进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这类官费的实用型学校，富家子弟是瞧不上的。但鲁迅太穷，南京的冬天冷，鲁迅衣裳裤子单薄，冻得啰嗦，不得已，只能靠吃辣椒来御寒，却也不小心伤了胃，使他终生被胃病所累。
在南京求学期间，鲁迅学习非常刻苦，第一学期结束时，他就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不过鲁迅转手就把那枚奖章卖掉了，换回了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他一边吃着辣椒，一边读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当明白了进化论的道理之后，他的胃火和怒火正在一起熊熊燃烧。
在南京的日子，鲁迅的人生视野和思想深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那时正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高潮。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改革要求，鲁迅也开始热衷新学。他读新报，谈新学，思想愈发成熟。
同时，鲁迅自己是穷学生，所以对底层很敏感。在当时，南京到处都是穷人，他在二十丈深的矿井下，看见了“鬼一般工作着”的人们，贫弱笼罩整个国家。
南京的求学这段经历，让鲁迅目睹了更多的人间真实，也埋下了他关注底层、同情人民的人格底色。从十三岁到二十岁，鲁迅的价值观趋于成形。
弃医从文，著文以警愚昧
由于成绩优异，鲁迅取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这让鲁迅十分欣喜，他很希望能到外国学习新的知识，好拯救祖国的危亡。在日本，鲁迅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中国的贫苦危亡与日本的日新月异，让这个“热血青年”前所未有地感觉到了一种责任感。
他带头剪去头上的辫子，学日文、赴会馆、跑书店、听讲演。他还跑去听过孙中山先生的讲演，虽然因为方言的差异，他并不能完全听懂孙中山在讲什么，但这丝毫不影响鲁迅的兴致。
当时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仙台学医。严谨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后来成了他终生铭记的恩师。那时鲁迅先生的生活极为清苦。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所监狱旁的低级旅馆，瘦弱之躯饱受着蚊虫的袭扰，饭菜也是顿顿粗食，难以下咽。
但最让他难堪的，是日本学生的欺凌。当时的日本，由于中日海战和日俄战争，好战分子急剧增长，军国主义气焰嚣张。日本学生将鲁迅视为“支那学生”，总是孤立排挤他，考了不错的成绩也要被他们诬告，似乎中国人理所应当都是低能儿。
有一天，学校播放了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实影片，片中有个中国人，因做了俄国的侦探而被日军处死。围观的中国同胞一个个体格强壮，神情却异常麻木，他们鸭子般伸长颈项，将同胞的被杀当作一场热闹来围观。那种麻木的神情，深深刺痛了鲁迅，所以他做出了一个一生最为重要决定——弃医从文。
他在《呐喊》里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时，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更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言论杂沓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坚船利炮救国，此起彼伏。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发端于在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极端化，覆盖面广，持续的时间长。为了便于统治，封建社会制造庸众，把个体变成沙子，把群体变成沙丘。只有庸众昏昏欲睡，皇帝才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要著书写文，唤醒民众。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在同时代的人中间，鲁迅先生的确比别人敏感。有许多事，别人才有一点儿朦胧的感觉，他已经想到了，并且想得比别人深。”
事实上，当初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就常常和挚友许寿裳讨论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鲁迅对这三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终身不倦。对个体的思考，也使他获得了极为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个基础，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战斗的战场，也使他孤独彷徨和痛苦。
从南京到东京，前后十几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每一秒钟都在紧张地思考。吃穿住，他好像全不在乎。战斗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战斗，他的文化视野则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自学外文，广泛地阅读各民族的文学著作。他在杂志《河南》上发表文章，介绍各种文学学说和思想理论。他还拜章太炎为师，加入专以刺杀为主的光复会。这个年轻的大脑几乎昼夜不息地运转，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已全副武装，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