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八路军115师344旅是我军抗日的主力旅之一，抗战初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可谓战功卓著。

然而到了1938年，344旅里出了件大事，旅长徐海东被气得口吐鲜血无法履职，仅剩的政委黄克诚也压不住局面。

毛主席得知后大为恼怒，不仅派朱德前往整顿，还亲自指派了一位代理旅长。

344旅到底发生了什么？毛主席指派的人又是谁呢？

1938年2月25日晚上，八路军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要外出查看地形，按理说，这种事是不需要两位首长亲自前往的。

可奇怪的事不止于此 ，二人不仅坚持亲自前往，还要求下辖的营长、连长和机关的警卫近200人陪同，出发的时候二人又命令部队携带大量武器。

众人虽然奇怪，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两位首长都发话了，也只好服从。

行至半路，张绍东和兰国清图穷匕见，劝说大家跟他俩一起投靠国民党，此刻众人恍然大悟，查看地形是假、投靠国民党是真。

原来，兰国清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与张绍东“搭班子”后，就想方设法拉拢张绍东。

刚开始，张绍东意志比较坚定，拒绝同兰国清一起叛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防线出现松动。

欲望犹如洪水，一旦打开就会造成泛滥，二人勾搭在一起后，为了满足私欲，就开始想方设法捞钱。

张绍东利用部队驻扎的间隙，擅自在驻地“打土豪”，从中渔利，严重破坏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得了好处的张绍东“化被动为主动”，开始与不良妇女厮混，到后来更是发展到与地主的女儿勾搭成奸，严重败坏党员干部形象。

纸里包不住火，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得知后大发雷霆，特别是徐海东长征期间曾多次负伤，后来又患有肺病，身体本就不好的他被气得差点旧疾复发。

为了防止事情继续恶化，他们决心开展整顿，为了保险起见，两人没有立刻进行，而是准备好好筹划，等得时机。

可张绍东、兰国清还是提前得到了风声，而变得惊慌失措，就在这个时候，兰国清提醒道：“既然共产党混不下去了，索性投了国民党吧！”

张绍东早已六神无主，为了保命也只得同意下来，经过二人谋划，准备利用驻扎皋落镇的机会，以“外出考察地形”名义出逃。

为了在那边受到重视，他们准备带份“投名状”，即将687团骨干力量及装备一同带走。

按照张绍东的想法，自己是团长，平日里素有威信，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兰国清一旁策应，就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响应。

可事实出乎他的预料，他的“建议”刚一出口就遭到众人抵制，副团长田守尧、政委吴信泉以及下辖的营长、连长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意见。

687团前身是红十五军，是一支经过战火淬炼的党的武装，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选择坚守党性。

最终，除了张绍东、兰国清少数亲随被二人拉走外，大多数指战员在田守尧的带领下安全返回驻地，回到驻地田守尧第一时间汇报给旅部。

徐海东得知张绍东叛变后，直接口吐鲜血，昏迷不醒。

张绍东、兰国清的叛逃事件，给八路军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二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是老资格的革命者。

特别是张绍东，从17岁参加革命就一直追随徐海东，深得徐海东的器重，八路军成立之初，徐海东就举荐他担任团长，是当时我军仅有的15位团长之一，从事后来看，也是唯一一位叛逃的团长。

叛徒自然是没有好下场的，张绍东在1948年被刘邓大军击毙于大别山区，如果没有叛逃事件，以他的资历，在1955年授衔时最起码是个中将，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徐海东如此大动肝火，除了气愤张绍东自甘堕落外，也有对自己识人不明的悔恨。

此刻徐海东一病不起没法继续履行旅长职责，政委黄克诚只得临危受命代为履行旅长职责，可这也让他犯了难。

原来，115师是过去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改编而来，而344旅是由红15军团改编而来，红15军则是由鄂豫皖苏区红25军和陕甘苏区的红26、红27军组建，这也导致344旅在115师“相对独立”，除了对徐海东、吴焕先等老领导之命是从外，对其他外来干部并没有那么配合，也包括政委黄克诚。

好在，毛主席深知这个情况，在得知张绍东叛逃、徐海东一病不起后，就直接派遣朱老总前往344旅整顿军纪。

在当时，朱老总不仅是八路军的总指挥，也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更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众人有目共睹。

朱德在详细了解“叛逃事件”的始末后，便主持召开全体干部会议。

在大会上他犀利地指出344旅存在用人导向错误、政治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求各单位都要认真总结、吸取教训。

朱德批评完人，就要着手解决眼下的问题，摆在第一位的是人事，由于徐海东病重和张绍东叛逃，344旅一下子缺了一名旅长和一名团长两个关键人物。

在对待旅长人选问题上，朱德充分听取了344旅干部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副团长田守尧可以接替旅长职务。

田守尧是红25军的老干部，打仗自不必说，特别是在张绍东叛逃事件中他主动带领部队回归组织，充分体现了对党的忠诚。

朱德见田守尧众望所归，也欣然同意下来，当然作为一名老党员，朱德深知组织程序，他并没有明确应允，只是在同田守尧谈话中，告诉他“代理旅长”职务，正式职务还要等八路军总部任命。

田守尧自然明白一切，他虽然嘴上表态履行好“代理旅长”职责，但在心里认为自己接替旅长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返回延安后，朱德将自己在344旅的处理情况以及人选工作如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对朱德的处理情况很是满意，但在344旅旅长人选问题上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抗日之初，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我军参照国军设置进行改编，改编后政委制度被取消。

很快，问题接踵而至，政治工作形同虚设，部分部队山头主义横行、工作推进迟缓，军队战斗力受到影响，这些问题在344旅表现得尤为显著。

虽然后期，我军果断恢复政委制度，并派遣黄克诚担任344旅政委，但徐海东还在时，黄克诚能勉强压制，现在徐海东养病离开，黄克诚自己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田守尧虽然能打仗、忠诚可靠，但是他刚满23岁，论资历和领导能力仍有差距。

综合考虑后，毛主席觉得，想要彻底解决344旅的问题就必须另选干将，而且不能来自红15军团。

毛主席将想法和朱德进行沟通，两人商议后统一了思想，觉得杨得志要更合适。

当时的杨得志是115师343旅685团团长，他来自红一方面军，革命履历丰富，战斗能力突出，也是八路军成立之初的15位团长之一。

不久之后，委任杨得志担任344旅代理旅长的命令便下达各部。

然而，田守尧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直接找到黄克诚发牢骚，甚至连为徐海东举行的欢送会也赌气没有参与。

朱老总得知田守尧的情绪后，对他是又气又恼，在朱老总看来，革命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田守尧的行为往小了说是缺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往大了说是无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为此，朱老总专门召开344旅民主生活会，性情温和的他在会上大发雷霆，点名道姓地批评田守尧：“点到谁唱戏谁就唱，没点到的就不能出台，这是原则，更是纪律。”

朱老总的话表面上是指责，实际上也是爱护，好在田守尧及时醒悟并虚心接受同志的批评。

杨得志到任后，和黄克诚密切配合，两人根据作战实际，将344旅传统的运动战转变为山地游击战，同时，认真开展政治工作，明确用人导向、消灭山头主义，完成战略和战术层面的转变，344旅战斗力得到大幅提升。

田守尧对“杨黄”的能力很是佩服，在后期的工作中密切配合两位首长，到了1939年组织任命他担任344旅副旅长。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1940年2月，344旅被编入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及政委仍由杨得志、黄克诚担任。田守尧担任第2旅旅长、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遭受重创，毛主席决定将杨得志麾下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兼任师长及政委，田守尧担任第8旅旅长。

只可惜天不假年，1943年他由海路赴延安学习，中途与日军汽艇遭遇爆发激烈战斗，被敌人击中后仍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时年28岁。

解放战争爆发后，八路军344旅最终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的第127师，并与第115师、第116师以及第117师共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该部队不仅参加过平津战役及解放天津战役，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军长吴信泉带领下走出国门，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二、三、四次战役，直至1953年5月回国。

一切丰功伟绩的背后，离不开杨得志和黄克诚两位将军所主导的政治工作，只有听党指挥、令行禁止、克服山头主义，才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真正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本文由“璟言历史”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