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级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周期以来，始终都是一个难以根除的顽疾。
建国初期，就有不少干部忘乎所以，大行贪腐之风，不将党的纪律放在心中，比如说“刘青山贪腐大案”。
一代的革命者总是能守好自己的底线，但是却忙于国事，忽视了子女的教育，让子女走上了不归路。
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颁布一年，就有一位开国少将的儿子藐视国法，被判处了死刑。
那么这位犯罪者是谁？他又是哪位少将的儿子？父亲知道儿子的罪行后，又是什么态度呢？
轰动全国的“二熊案”1979年11月14日下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门庭若市，摩肩接踵的人们都在小声议论一则案件。
天灰蒙蒙的，寒风将墙上的公告布吹的哗哗作响。百姓们裹着棉衣，弯着腰，将会场围的是水泄不通。法院内部，一场公审大会正在召开。
会场内部的气氛十分严肃，旁听的有人民代表，还有法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原被告家属成员。
周围的解放军战士个个荷枪实弹，维持着秩序。随着主审法官的一声锤响，案件正式开庭。不多时，两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便被押上了法庭，站在了被告席一边。
这两名被告，垂头丧气，面色凝重，还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位是熊紫平、一位是熊北平。
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台下观众的一阵骚动，有人窃窃私语道：“看他们还很年轻啊，怎么会干出这种混账事。”
随着庭审的逐步深入，案件细则也渐渐清晰。
原来熊紫平、熊北平仗着自己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儿子，利用特权，狐假虎威，玩弄女性多达140余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庭上，熊氏兄弟脸色发白，浑身发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由于哥哥熊北平态度良好，交代了整个犯罪罪行，便得到了法院的宽容处理，被判处了死刑，缓期两年（如果两年时间内表现良好，就可免除死刑），而弟弟熊紫平却冥顽不化，仍旧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在法庭上，熊紫平不仅不认罪，还辱骂审判官，最终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当恼羞成怒的熊紫平被武警扭送到刑场，台下的观众响起了雷鸣般掌声。
有的民众还举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条幅。还有的民众敲锣打鼓，手放鞭炮，仿佛过节一般。
1958年，熊氏兄弟出生在上海。彼时，父亲熊应堂年过不惑之年，属于中年得子，对儿子自然是多了几分溺爱。
上海，是全国最发达的城市，长在上海，两兄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怕惹了儿子不高兴。熊应堂的妻子更是对孩子百般庇护，任何好吃的都要紧着孩子。
恐怕二兄弟咿呀学语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属于“红色子弟”。身份的特殊，两兄弟更是恣意妄为。
上学之初，熊紫平、熊北平就完全不将学业当回事，不是骚扰女同学，就是在街边瞎混，旷课打架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还一度欺负新来的老师。
即便校领导听说了熊氏兄弟的斑斑劣迹，但迫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也只能进行口头劝诫，并不更好的教育措施。
好不容易，这两个混世魔王走出了高中校园，却不愿意继续上大学。
此后，两人成天结伴在上海街头游手好闲。军务缠身的熊应堂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两兄弟的恶劣事迹，害怕孩子将来继续堕落，便决定将两个孩子送进部队，希望军队这个大熔炉能改造儿子的秉性。
恶贯满盈的熊氏兄弟在入伍的前几个月，熊氏兄弟不熟悉环境，稍微本分了一些，规规矩矩接受管理。后来二人又都渐渐恢复了本性，将部队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恢复了往日的公子哥做派。
比如说部队肯定不允许抽烟、喝酒，他们明面上不敢，背地里却翻墙外出，公然违背军纪。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在部队也无人敢管吗？还真的没人管，和熊氏兄弟打交道的都是些班长、排长，最高不过是连长、指导员。
他们都知道，熊紫平、熊北平是熊应堂的“公子”，大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敢怒不敢言。
于是，两人胆子越来越大，又恰巧年纪到了十八九岁，正是身体发育、初懂人事的年纪，哥哥熊北平便强行侵犯了一位女战士。
退役以后，熊氏兄弟分别去了杭州市重型机械厂和锅炉厂。
在厂里，熊氏兄弟依旧是我行我素，大家都抱怨两人是“恶熊进了瓜地瓜遭殃，二熊进了工厂人倒霉。”
休假的某天，两兄弟回到了杭州西湖一处住所。该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楼外围着高墙，紧挨着军事要塞，位置相对偏僻。
一天，熊北平、熊紫平在街上闲逛，遇到一位貌美如花的姑娘，便起了色心，强行将姑娘带到住所。
姑娘泪眼婆娑地说道：“求求你们，让我走吧，我可以给你们钱。”
熊紫平却说：“我们认识公安局的，公安局里有你犯法的证据，再哭哭啼啼，就把你抓进去！”可怜的姑娘就这样被唬住了，不得不委身于熊氏兄弟。
之后的日子里，二人多次故技重施，一次又一次的诱骗妇女。有时还哄骗女性，以“看电影”、“听音乐会”为由，将妇女诱拐到住所，借助军队的掩护，行犯法之实。
熊氏兄弟俨然成了新时期的“高衙内”，在杭州城无恶不作。
不过由于那时法制不健全，还处于混乱年代，也无人敢对熊氏兄弟提起诉讼。好在到了1979年，中央政治稳定，便着力恢复社会的秩序。
为了解决全国各地的刑事案件，中央还特地成立了专案组。办案的过程中，温顺的老百姓可算是盼到了救星，纷纷举报熊氏兄弟。
专案人员接到举报，便乔装潜伏在熊家住所附近。有一天，专案人员蹲点时，发现了住所里有女子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还抹着眼泪地跑了出来。随后，专案人员跟了上去，鼓励该女子出庭作证。
有一个人出庭了，就会唤醒千百个受苦的女受害者。她们鼓起勇气，纷纷指证熊氏兄弟，犯下了滔天恶行。专案组也就顺利将熊氏兄弟逮捕归案。
经调查，专案组发现熊氏兄弟伙同马少华、钱永明，外加一些流氓等14人，从1974-1978年间，先后将140多名妇女诱骗至住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更具体一点则是有66人被奸污，20人遭到猥亵。
受害女性的身份也大不相同，有大学学生，还有青年女工，人民教师，甚至现役女军人也成为了熊氏兄弟的玩物。杭州街头更是流传着“清波桥头两只‘熊’，比《王老虎抢亲》里的老虎还要凶。”
有辱门风或许有读者会感到疑惑，熊氏兄弟犯下的罪行，难道他们的父亲熊应堂不知道吗？
事实上，那时熊应堂被调到了四川工作，很少过问家事。至于熊紫平、熊北平的母亲，则住在杭州，但她还是采取了放纵的方式，为儿子打掩护。
熊应堂见没人向自己告状，还以为儿子只是有些调皮，不至于干违法的事。
熊应堂出生于1911年，是湖北省黄安县人，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算是比较年轻。
他本是一户穷苦人家的孩子，6岁父亲去世，9岁母亲被族人卖掉，8岁的妹妹也送人当了童养媳。
可以说，用身世悲惨这四个字形容“熊应堂的童年生活”再合适不过了。
要不是1927年，肩扛剃头担子的熊应堂参加了革命，以后也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熊应堂一步一个脚印，曾8次负伤。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中，已经是旅参谋长的熊应堂浴血奋战，保存了武装种子。
解放战争中，熊应堂打满全场，还率部解放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熊应堂被授予了少将，组建了“空四军”并任军长，最高曾担任过南京军区副司令。
每次缴纳党费，熊应堂都是自己到党小组办公室缴纳党费、汇报思想情况。
党小组的姚组长曾说：“熊军长一点架子都没有，只要不外出，总是按时参加党支部的各项活动。”
混乱时期，为了保持社会的治安稳定，中央下达了收缴武器、弹药的文件。
熊应堂知道后，将珍藏多年的一支精致的勃朗宁手枪、连同百发子弹，让司机送到了上海警备区武器室。回来以后，司机对熊应堂说：“武器室的保管员说，这支枪不是他那里领的，可以不上缴。”
熊应堂却说：“中央的文件，要坚决执行，要一丝不苟地执行。不管是哪里来的，都要上缴。”
1972年，熊应堂被免去了南京军区副司令的职务，下放到四川绵阳一军事工厂，边劳动边学校。
泥菩萨过河的熊应堂也就没精力、没时间教育自己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了。
熊氏兄弟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四川，身为父亲的他又气恼、又悲痛，连端着杯子的手都是颤抖的，脸庞更是气的发紫。
思来想后，熊应堂还是给浙江省委写了一张纸条：“公事公办，不得求情”。得到熊应堂的意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便很快就下达了判决。
尽管哥哥熊北平被判了死缓，但他公子哥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在劳改队中，熊北平经常和人发生争吵，受到了来自狱友的欺负。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不堪受辱的熊北平也尝到了苦头。可他没有坚强的意志，在监狱里寻了短见。
结语：“二熊”案是十年动乱后，首例高级干部子弟伏法的案件。成立不久的中纪委为此专门向全国发了通报。
《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纷纷转载，尤其是《人民日报》更是用辛辣的口气写道：“二熊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杀的对！判的好！对一切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狠狠打击，该劳教的劳教，该逮捕的逮捕，该判刑的判刑，绝不心慈手软！”
另外，“二熊案”还告诫我们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作为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社会意识和独立意识，让孩子们能从小就明辨是非，敢于担责，做一个对时代有用的人！
参考资料
《“二熊”案全纪实》 史鉴评史
《我所知道的熊应堂将军》 往事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