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面对国军屡战屡败，国土大面积沦陷的现实，在北京教书的钱穆被迫一路辗转南下。在那个时期，很多人都对抗战是否能够胜利已经不抱希望，钱穆以“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态，写下了《国史大纲》。这本书原本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的一点火种，让沦陷后的中国人能以此不忘中国往昔的荣光，为未来光复故土提供一份精神力量。
在这本书的“引论”部分，钱穆这么写到（后面带现代白话翻译总结）：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而我民族国家文化潜力之悠久渊深，则远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机之轧塞郁勃，终必有其发皇畅遂之一日。
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
这段话很长，大致概括一下就是：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推动前进的“生力”，也会遇到顿挫与波折（病态）。历史发展像波浪一样，不是直线前进的，有起有落。现在有些人看到我们国家暂时落后，就认为会一直落后，想完全模仿别人。但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生命力，不能简单否定自己。就像人生了病，不是要换个身体，而是要找到病因加以医治，而不是把身体作为“病原”。
民族国家潜在的根本力量就是我们的身体，“病原”则是暂时的外部困难。所以研究历史，要全面深入，不能只看眼前。中国历史悠久，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我们有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
西方喜欢夸耀自己的文明，但我们不能盲目模仿，忘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有些人没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急着模仿别人，结果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民族国家文化的深厚潜力，相信总有一天会发扬光大。在困难时期，回顾我们先民的历史，会让我们深思、觉悟，然后奋起。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民族的复兴很重要。
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是悠久的，规模是伟大的，这是我们先民文化使命的真实证明。
事实上，钱穆先生的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前苏联在冷战期间曾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包括“新思维”和“民主化”等，试图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考虑到苏联的国情和人民的实际情况，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例表明，盲目模仿他人而忽视自身特点的做法是危险的。
而与其对标的美国，它的崛起过程中，也充满了起伏和波折，如南北战争、经济大萧条等，但美国总能凭借其强大的“生力”克服困难，实现新的发展。
但美国现在也遇到了新的“病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在某些领域（如制造业）的相对优势逐渐减弱，同时面临国内政治分裂、社会撕裂等问题。美国也在努力调整策略，寻求新的发展动力，而不是一味否定自己之前的政策。
只不过美国现在面临的对手，一方面是无法抑制的东方大国，一方面是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他们无法用之前的方式来挽救自己而已。
可现在有些公知、学者，还沉浸在“西方就是优秀”的认知中，眼睛只盯着国家发展中不足的部分，甚至把一些小的坏处、错事无限放大，还标榜自己是“为民发声”、“揭露社会现实”。可实际上，他们只有“发声”，一到“为民奔走”就退缩了，只有“揭露”而无解决方案，只看到“病原”，看不到中华民族推动前进的“生力”。
在抗日战争那么艰难的时期，还有像钱穆先生一样的人坚信中华民族有继续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的年代，还有那么多人不看好自己国家的未来呢？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各位网友，你们有答案吗？
